1918年夏，6年的日本留學生活結束了，36歲的李華搢（李燭塵）取道臺灣回到了祖國。 

去臺灣，他主要是想看看寶島的鹽資源，調研一下人們食用海鹽和精鹽的情況。 

在日本留學期間，李華搢一直沒有忘記日本人給中國留學生飯菜里多加鹽的經歷。 

從臺灣轉湖南，一路坐船乘車，爬山涉水，李華搢終于回到了湘西永順毛壩。 

離開家鄉2000多個日日夜夜了，躲在湘西大山深處的毛壩還依然貧窮落后。 

由于軍閥混戰，不少人竟占山為王，縣里、鄉里都辦團防，弄得當地雞犬不寧，民不聊生。 

“李益泰”號的生意越來越難，不得不關門。回到家后，看到孩子們都長大了，卻不見父親，問及妻子，才知老人家夏初剛剛去世。 

子欲養而親不在。自古忠孝兩難全。 

回想起與父親一起的點點滴滴，李華搢禁不住淚流滿面：“思之遠，望之切，常懷天倫之團聚，府君死不瞑目也。”

岳父郁圓初還在，李華搢回家當天就拜見了他。這些年，要是沒有岳父的幫襯，家里的妻兒老小會過什么日子？可想而知。 

在毛壩陪孩子們玩了一段時間，李華搢真誠和妻子交流，也跟岳父敞開了心扉。 

他說，當初自己求學離開湘西，如今十多年過去了，算是學成歸來，但家鄉沒有他施展才華的條件，必須再次走出去。 

李華搢不是不熱愛家鄉，更不是不關心家庭，那時母親還在，自己也是5個孩子的父親了，這些年虧欠家人的太多太多...... 

國難當頭，時局混亂，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發揮所學，為自己找出路，也努力爭取為國家做些事情。 

1918年8月，時隔9年，李華搢再次來到了北京找機會，住在一個“永靖會館”里。 

永，就是永順府，中國古莓茶之鄉；靖，為靖州府，中國楊梅之鄉。

“永靖會館”是永順和靖州府聯手修建的，專為來北京求學的家鄉學子和去兩地工作之人落腳。

在會館，李華搢把日本留學和臺灣考察的見聞，寫了篇《鹽與工業之關系》，并主動向《鹽政雜志》投稿，從而結識了景本白（生卒不詳）。 

景本白不僅是《鹽政雜志》主編，而且還是久大鹽業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當選的董事長。 

拳拳之心，盡在字里行間。景本白為李華搢的才學深深吸引。 

1918年8月底，帶著景本白的推薦信，李華搢來到了天津，見到了久大鹽業公司總經理范旭東（1883—1945）。 

兩人都在日本留學過，都對湖南老鄉魏源主張學習西方且大力發展工商業的思想非常認同。 

他們先后談到了冶鐵、鑄錢和煮鹽，一見如故。

范旭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自秦代以來，鹽鐵官營就是定制，幾乎沒有什么改變。 

洋務運動中，張之洞（1837—1909）率先引進了洋設備，開礦山，煉鋼鐵，而煮鹽還是被世代相襲的鹽霸和鹽商控制著。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李華搢認為，且不說鹽是化學工業的基礎原料，就老百姓生活也不可或缺。可中國現煮的鹽，仍是粗鹽，產量低，質量差。 

范旭東說，他多年前在歐洲考察時看到了精鹽，就想中國老百姓也應該吃上這么好的鹽。于是1914年就從財政部辭職，在天津創建了久大鹽業公司。 

李華搢講了在日本留學時飯菜被加鹽的經歷，講了湘西“一天不吃酸，走路打躥躥”的故事。酸，即酸菜，酸菜好下飯，不然渾身無力。 

除了談制鹽，范旭東和李華搢還談到了制堿和制酸，談到了中國未來的化學工業。 

共同的理想讓兩人相見恨晚，很快，李華搢被范旭東聘為久大鹽業公司的技師。 

走進久大鹽業，這一年，他把“柱丞”和“竹承”都改成了“燭塵”，李華搢也就變成了李燭塵。 

后據李燭塵的兒子李文采解讀，燭是洞察的意思；塵，是指細微的萬事萬物。燭塵，就是說要深入實際，仔細地觀察和了解事物。

我覺得：燭，應該還有像蠟燭燃燒自己之意；塵，是塵土，有微不足道的謙遜之感。 

不管怎么解讀，從此，李燭塵這個名字就與范旭東及中國近代的民族化學工業緊密相連了。 

當然，除了“永久黃”團體，還有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食品工業部、輕工業部、全國政協等等，談到歷史，總會提到一個叫李燭塵的人。

換個話題，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來說說范旭東先生，他是湖南湘陰人，比李燭塵小1歲。 

范旭東是范仲淹（989—1052）的后裔，自幼喪父，原名范源讓，1883年10月24日出生在長沙縣，1897年隨哥哥考入湖南時務學堂。1900年，隨哥哥范源濂東渡日本。 

1908年，范旭東考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化學工業專業，立下了“科學救國”和“工業救國”之志，改名范銳，字旭東。 

1911年，范旭東回到祖國，由老師梁啟超（1873—1929）推薦進入財政部。1913年他被派往歐洲考察鹽政，由此對精鹽制造及相關用途產生了濃厚興趣。 

回國后，當時農商總長張謇（1853—1926）熱衷于鹽政改革，創辦了《鹽政雜志》，組織討論，主編就是景本白。

范旭東主張取消鹽專賣，改善鹽質，獎勵工業用鹽、免稅等。 

討論歸討論，關鍵還是在于實干。 

后來，官辦鹽廠計劃夭折，范旭東干脆辭職，到天津海邊一帶調研幾次后，就決定辦廠。 

他的想法得到了景本白支持。 

1914年7月，久大精鹽股份有限公司獲鹽務署批準后，決定募集5萬股本，范旭東負責一半，景本白等人負責一半。 

1915年4月18日召開第一次股東大會，久大實收股本4.11萬元，多半是親朋好友湊的。 

最初入股人包括梁啟超（1873—1929）、楊度（1875—1931）、周作民（1884—1955）、景本白、馮玉祥（1882—1948）、梁思成（1901—1972）等，最少的有500元，最多的6000元，蔡鍔出資1000元。 

1916年9月11日，第一批久大精鹽開始在天津上市，商標為五角星的“海王星”，取自《管子》，寓意自強不息，造福于民，也有大海資源豐富，前途似海之意。 

1917年，英國人要求中國授予“以鹽制堿”的特權，范旭東在當時北洋政府支持下，與陳調甫（1889—1961）等人開始在天津創辦永利制堿公司。 

1918年11月，李燭塵進入久大鹽廠不久，永利制堿公司舉行成立大會。 

1919年永利破土動工，李燭塵被委以重任，負責經營管理，陳調甫為制造部長。 

不到一年，久大鹽廠擴大了，新建了新法制鹽的東廠，李燭塵被任命為老廠廠長。之后不久，還與侯德榜（1890—1974）輪流當起了永利制堿廠廠長。

當了廠長后，李燭塵建議范旭東要下決心培養自己的人才。他認為：辦現代企業，關鍵是靠科學技術沒錯，而科學技術的發明、運用和普及離不開某一或多方面的專門人才。 

可當時久大鹽廠和永利堿廠經濟效益都不景氣，生產難題不少，李燭塵提出要建立專門研究機構，有股東就反對，說現在都生活不好，如何去謀劃未來？ 

范旭東堅定地支持了李燭塵的想法。 

1922年8月20日，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在塘沽成立，聘請孫學悟（1888—1952）擔任社長。這是中國民營企業中第一家化工學術研究機構。

從1914年在天津塘沽創建了久大精鹽公司，1917年創立永利制堿公司，再到1922年創立黃海化學工業社。僅僅8年時間，范旭東組建了中國現代著名的“永久黃”團隊。

“永久黃”成立后，范旭東長住天津日子多，主要從事資金籌集和產品的銷售，而把塘沽的生產體系全部交給了李燭塵，這種信任不言而喻。 

成為“永久黃”的大管家后，李燭塵認為，生產體系中最重要的工作無疑是管理。人管人，累死人，規矩管人管靈魂。 

那么何謂管理？管理就是管理者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對集體活動所進行的協調過程。在發達國家，管理和技術被喻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兩個車輪子。 

不少企業家還認為，一個良好的企業，三分靠技術，七分靠管理。管理的重點是人、財、物，中心是人。所謂事在人為，就是這個道理。 

那么如何管理好人？ 

李燭塵結合“永久黃”團體具體情況，在調動職工積極性和責任心方面制定了規矩，提出了“管而不卡、簡而不漏、要而不繁、層層負責、人人盡職”的理念，深得人心。 

說是管人，其實就是利人。

 在“永久黃”團體初創和發展艱難時期，李燭塵就想方設法興建職工宿舍，建立職工醫院和子弟學校。在企業多次調整中，他始終努力做到不裁員，不減薪。 

為了保障職工身心健康，他不僅力主不能增加職工勞動強度，還積極采納陳調甫等人的意見，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1926年在華北率先推行了8小時工作制。 

“永久黃”團體待遇不言而喻。為了使管理更加深入人心，李燭塵還經常帶領管理人員為工人過生日，這些在如今看來十分平常的舉動，那時卻彌足珍貴。 

范旭東說自己一個人干活還可以，短處就是不善于經營管理，叫人家幫忙，不知說什么好。但他找到李燭塵這個“大管家”后，事業就越來越順了。 

所以1924年在召開企業股東大會時，當范旭東發現李燭塵不是股東，就提議并送董事會決定，贈送了李燭塵5000元股票。 

贈送股票并不僅僅是給財富，而是對李燭塵的信任，希望他能更多更好地參與團隊的決策。 

其實，范旭東和李燭塵都是那種生活簡樸、舍不得花錢的人，他們把每年多余的酬金大都獻出給了黃海社，平常還時不時資助教育事業。 

有員工后來回憶說：“范旭東和李燭塵這些人很正派，自己是公司老板，卻經常和員工一起吃飯。在舊社會過了那么長的時間，沒有一個人找姨太太。” 

范旭東不嗜煙酒，不*，在個人品德上無可挑剔。他只有兩個女兒，沒兒子，這是那個時代富人一個冠冕堂皇的納妾理由，但他沒有。 

李燭塵也是，沒有私產，沒有積蓄，早年在“永久黃”由范旭東建議董事會贈送的5000元股票，在新中國成立后宣布企業國營，全交給了國家。 

李燭塵在天津市區有三個住處，沒有一處是私宅，這些年我多次去看過：一處是一個尖頂的小房子，在太和里附近，一處是久大天津辦事處的宿舍，還有一處就是馬場道102號。 

位于馬場道102號的這處是木質結構四層公寓樓房，如今已成幾戶私人住宅，門口還掛著塊“李燭塵舊居”的牌子，外表并不起眼，只因1951年12月27日毛主席曾登門而出名。

有范旭東和李燭塵的身體力行，“永久黃”團體不但業績突出，而且形成了當時全社會都稱道的企業文化。 

可以說，“永久黃”團體是中國近代知識型企業家群體的典型代表，他們大多是留學歸來的“海歸”，沒有官場背景，沒有從商經歷，更沒有雄厚資本。 

但是這些人有見地，有魄力，有情懷。他們的企業不是家族企業，往往一開始就是“眾人劃槳開大船”的股份制企業，這是中國近代最具有創造性的企業。

 這些人從來沒有把賺錢看作第一追求，而是有著更高的家國情懷。 

他們非親非故，素昧平生，僅僅因為志同道合就走在了一起，形成了“永久黃”團體的核心力量。 

他們1934年確立的四大信條，已過去整整90年，但今天看來，仍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我們在原則上絕對地相信科學。二、我們在事業上積極地發展實業。三、我們在行動上寧愿犧牲個人，顧全團體。四、我們在精神上以能服務社會為最大光榮。 

四大信條簡單明了，不是口號，而是“永久黃”團隊事業前行的號角和動力，是企業發展的靈魂。

號角已經吹響，開足馬力前行，何愁大業不成？

1934年，范旭東在南京創立了永利硫酸铔廠。1937年初，硫酸、液氨先后投產，很快，硫酸氨（肥田粉）也生產出來了，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化肥工業企業。

到了1937年，范旭東真正實現了三個“三位一體”：一是“永久黃”的三位一體，二是“鹽、堿、酸”的三位一體，三是人事上范旭東、李燭塵和侯德榜的三位一體。 

1937年，可以說是“永久黃”事業蒸蒸日上之時，然而“七七事變”爆發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7月19日，范旭東和李燭塵進行長時間交流后，滿懷悲痛地離開了奮斗二十多年的塘沽，坐火車匆匆南下，去參加“廬山談話會”。 

沒有想到，范旭東此去竟然是與天津永別。 

范旭東把“永久黃”命運全交給了留守的大管家李燭塵。

7月30日，天津淪陷于日寇的鐵蹄之下，黃海化學研究社被日軍作為運輸司令部，久大、永利危在旦夕。 

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南京永利铔廠為救亡圖存，緊密配合前線需要，趕制起炸藥和硝酸銨來，被日寇視為眼中釘，在狂轟濫炸中損失慘重。 

為了安全需要，李燭塵不得不下令停止生產，安排人員撤離。同時要求把主要機器拆散隱藏，技術人員則攜帶圖紙從香港向重慶撤離。 

“永久黃”企業被占領，團隊到底該何處去？是就地解散？還是另起爐灶？是“大難臨頭各自飛”？還是“在地愿為連理枝”？ 

以范旭東、李燭塵和侯德榜為首的主要負責人商議，雖然大難臨頭，但愛國心和民族氣節不能變，決定員工和物質全部內遷入川。 

李燭塵時年55歲，在三人中年齡最大，且長期負責管理，他主動要求留在天津主持內遷工作。侯德榜等攜少數眷屬由香港轉到重慶，選擇廠址，籌劃再次創業。 

 屋漏偏遭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 

這時候，西方一些帝國主義者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企圖收買“永久黃”團體，或者想軟磨硬纏擠進來。這一切都被李燭塵斷然拒絕。 

見軟的不行，日寇兇相畢露，干脆就搶，還要逼迫簽字。李燭塵說“世界上哪有強盜搶東西，還要主人簽字之理？你們今天可以把工廠搶去，今后我們一定要收回來！” 

等全體員工撤離后，李燭塵喬裝離開天津，1937年12月25日到達漢口，與已在漢口的“永久黃”團體其它負責人終于團聚。 

1938年1月，范旭東在漢口召開了“永久黃”團體領導人會議，決定一路由范旭東、侯德榜帶隊出國學習新的制堿方法，同時完成新廠設計和設備購買。另一路由李燭塵擔任遷川總指揮，繼續率領大家向華西轉移。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 

這上千名員工，數十萬噸設備，一千多公里的行程，要分批逐步前行、運輸，頭頂還有日寇的飛機輪流轟炸，可想而知。

李燭塵克服種種困難，最終安全抵達重慶。 

到了重慶后，四川那么大，到底還要去哪？ 

好在1919年李燭塵就對四川有過一次兩個多月的考察，還寫了篇《四川自流井鉀鹽調查報告》，知道自貢、樂山五通橋一帶適合建新廠。 

1938年9月18日，久大自貢模范鹽廠正式開工，由1931就加入“永久黃”團隊的唐漢三擔任廠長。不到一年時間，所產井鹽居全國第一，有力支持了全民抗戰。 

1939年春天，范旭東把原地名五通橋“道士觀”改為“新塘沽”，三個有力的大字刻在門前左側的巨石上，這不僅是紀念“永久黃”出發之地，也是他想在樂山再創一個中國化學工業的新高地。 

一切似乎都按照預料中的在發展。看著“永久黃”團體事業逐漸好起來，李燭塵感到欣慰。但想起從天津到四川經歷的種種，夜不能寐。 

知己知彼，方能致遠。

1941年冬天，李燭塵寫下了著名的《日本人不認識中國人，中國人應認識日本人和自己》一文。 

他說，日本人自取滅亡，已是命中注定，然假使中國人之衰弱不振，何致誘起蠶食鯀吞之野？......國人記著！日本人無論上下各階層，均以滅亡中國為第二天性。 

李燭塵認為：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若政治不力求廉明，國力不力求團結，而猶是黨同伐異，不與國民同休戚，將一無是處。 

他憂國憂民，無疑，也對國民政府深感失望。 

1942年夏，為了盡快建成“永久黃”大西北化工基地，李燭塵決計經漢中、西安去延安等地調查陜西鹽堿資源。 

消息傳出，國民黨當局害怕他與中國共產黨接觸，就極力阻撓、百般刁難，致使這次考察計劃夭折。 

一石擊起千層浪。赴陜西考察的計劃雖未能實現，但引起了實業界對大西北資源的廣泛關注。 

國民黨當局迫于輿論壓力，也基于現實需要，決定由經濟部組織西北工業考察團。

李燭塵通過努力爭取，得以同行。 

1942年10月19日，李燭塵從重慶飛抵蘭州，踏上了考察大西北的征途。 

一路，經蘭州，過青海，沿河西走廊，穿越星星峽入新疆，最遠到達伊犁。 

1943年2月13日，李燭塵返回重慶，這次西北之行共計118天，行程超過兩萬里。 

李燭塵為國民政府上書了《開發西部管見》，提出了這是整個民族生存必需之要求，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一邊行走，一邊寫了《到西北去》,10萬余字，以12封書信方式發表在“永久黃”團體辦的《海王》雜志上，對企業乃至日后的中國化學工業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西北地廣人稀，資源豐富，但技術落后，人才匱乏。李燭塵認為，實業需要技術作為支撐，需要人去干，沒有技術的“實業”是業而不實，不實的實業何以談救國？ 

回到重慶后，他還寫了《西垂觀感》，特別提了新疆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等方面重要性：“新疆一隅，居高屋建瓴之勢，得之足以屏衛中國，不得則關隴隘其封，河湟失其險，一舉足而中原為之動搖，歷史俱載，斑斑可考。” 

李燭塵說的歷史，無疑是說民族英雄左宗棠（1812—1885）收復新疆和治理大西北的事。 

左宗棠和范旭東一樣，都是湖南湘陰人。 

19世紀70年代，左宗棠力排眾議，身體力行地平定西北、收復新疆后，致力于長治久安的策略，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功勛卓著。 

西北之行，李燭塵特去了一個立有左宗棠塑像的破屋，看到頂戴花翎不知去向，彩繪朝服已褪色，身上處處露出泥胎，那幾縷濃須上的雙眼，好像若有所思的望著前方...... 

李燭塵悲憤地寫到：“左公經營西北，為中國西北方奠定了數十年的磐石之安......其遠識與魄力誠堪欽佩......而祠宇衰敗如此，數典忘祖，是亦后人之恥也。” 

痛定思痛，李燭塵提出了開發大西北的建議和具體措施，他認為“國家將來能于該處奠定大工業，而可致國家于萬年磐石之安！”

 他還號召中國青年往西北去！

遺憾的是，這位年過六旬老人洋洋灑灑數萬字的見聞和建議，并沒有引起當局重視。 

其實，在考察中，李燭塵就想到了：這些美好藍圖的實現，需要一大批理想主義者和實干家，需要一個充滿生機活力的政黨來引領。

 他想到了毛澤東、周恩來、賀龍、林伯渠、李文采......

當然，他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中國共產黨。

責任編輯：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