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中將廖漢生，湖南桑植長瑞鄉人，是抱著“拿起刀槍跟賀龍”的思想參加革命的，在賀龍元帥耳提面命下，他從一個農家子弟成長為人民軍隊一代名將：紅軍歲月里，擔任過師政治委員;抗日戰場上，擔任過軍分區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擔任過軍政治委員;開國強軍中，擔任過三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主持辦軍校，曾是兩所著名軍事院校主官。

廖漢生投身紅色軍旅半個多世紀，他的傳奇經歷是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一個縮影，期間也留下許多啟迪后世的軼事。

“這一段艱苦生活，磨練了我的筋骨，也磨練了我的意志”

1931年春天，紅二軍團奉命二下洪湖，賀龍又離開了湘鄂邊蘇區。在走馬坪送別了紅軍后，廖漢生跟著賀民英游擊隊，上了四門巖。

四門巖是湖南桑植與湖北鶴峰交界的一處高山區，一直是賀民英游擊隊的駐地，開始住的地方叫割耳臺。賀民英游擊隊，領頭的自然是賀龍大姐賀民英，成員大多是賀家親屬舊部，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這樣一支小隊伍，要在敵人“圍剿”中堅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賀民英的帶領下，不論大人小孩，能拿槍都拿起槍，能拿鋤都荷起鋤，一手拿槍，一手拿鋤，一邊打仗，一邊生產。大家砍掉山巖上的樹叢茅草，用火燒過，開出幾塊巖殼田，種上苞谷、南瓜，還養了豬，喂了雞。

賀民英游擊隊活動在四門巖山區，敵人拿他們沒辦法，就像廖漢生講的：“大隊人馬上不來;小股敵軍爬上來，我們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敵軍從南邊來了，我們就跑到鶴峰一邊;湖北敵軍從北邊上來了，我們又跑到桑植一邊，從這座山頭跑到那座山頭，跟敵人來回轉圈子。我們這里有吃有住，能打能藏。”

可是，好景不長!1932年下半年，湘鄂邊蘇區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其他紅色武裝損失殆盡，賀民英游擊隊成為眾矢之的。敵人涌上四門巖山區“清剿”，游擊隊駐地割耳臺也遭到團防襲擊，敵人搜去了埋藏的糧食，毀掉了正待收割的莊稼。這時，廖漢生已經有了一女一子，大的不過兩歲，帶著打游擊很不方便。他便寫信給母親，把妻子、兩個孩子接回桑植老家隱蔽。

不得已，賀民英游擊隊從割耳臺轉移，鉆入四門巖山區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戰斗在千層殼、梯子嶺、雞公嘴。回憶往事，廖漢生筆下滿是豪情：“從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勢的險惡、陡峭。這里是人煙絕跡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見天日，沒有人家，只有狼蟲虎豹、狗熊猴子出沒其間。我們原有兩匹馬，用來馱東西和病號，把馬放進林子里吃草時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處是敵人，嚴密封鎖，頻頻搜山，揚言要把游擊隊困死、餓死、凍死在山上!冬天很快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敵人的搜捕仍不見緩和，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艱難。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賀民英帶廖漢生下山去摸情況，找糧食。山下村子里住著敵軍，他們進不了村，就摸到靠山根的一戶獨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來附近幾戶群眾，有的捧來幾顆雞蛋，有的抱來兩個老南瓜，還有的揣來一壺黃米酒。臨上山時，主人家又送了一罐黃豆。

回山的時候，賀民英、廖漢生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腳印，會使敵人追蹤而來，只能沿著流淌山水的水溝走，赤著的雙腳被劃出一道道血口子，又被冰水凍僵了。遇到溝邊枝丫橫生的地方，二人直不起身子，就在冰雪上爬行。他們帶回山上的一罐黃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糧，由專人負責保管。每天用鐵鍋煮上一點，大家圍坐四周，賀民英鄭重地宣布：吃的時候，只許“騎馬”，不許“抬轎”。所謂“騎馬”，就是用筷子立著夾， 這樣一次只能夾上一二顆豆子;所謂“抬轎”，就是用筷子平著抄，那樣會多抄上幾顆。黃豆吃完了，賀民英又吩咐廖漢生等四處撿野果，挖野菜。

冬天的寒夜是最難熬的，廖漢生等人無鋪無蓋，饑寒交加，就撿來干樹枝，燒起一小堆篝火，圍坐著取暖，胸前背后輪轉著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后寒”。當時，有一首農家山歌，唱的就是游擊隊員的艱苦歲月：吃的洋芋果(土豆)，烤的轉轉火(篝火)，蓋的黃絲被(稻草)，背的抓子火(土槍)。

就這樣，廖漢生等人食野果，飲山泉，宿巖洞，過著原始人的生活，從黑夜熬到白晝，從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堅持著，沒有一個人動搖，一直堅持到1933年春天，堅持到賀龍重回湘鄂西!

回憶這段往事，廖漢生感慨萬端：“這一段艱苦生活，磨練了我的筋骨，也磨練了我的意志，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解放后，我讀到陳毅同志描述游擊生活的《贛南游擊詞》，就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湘鄂邊的山中歲月。”

“由于沒有受過‘肅反’擴大化的牽連……賀關把發展新黨員的第一個對象選中了我”

對于從游擊隊員轉為紅軍戰士，廖漢生終生難忘：“1933年農歷閏五月的一天，紅三軍(由紅二軍團縮編而成)軍部率九師從鶴峰太平鎮過，在鎮上住了一晚。賀龍軍長、關向應政委把我從鶴峰縣游擊第四大隊調到軍部當書記(相當于文書)。”但是這種喜悅之情，很快就被他在紅三軍中耳聞目睹的許多怪現象驅散了。

這時，紅三軍正大抓“改組派”，部隊元氣大傷!

從1932年5月起，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在紅三軍中開始“肅反”運動，大抓所謂“改組派”，并一連搞了4次，冤殺了好幾千人。

對于夏曦的倒行逆施，親歷那段恐怖歲月的廖漢生憤恨不已：“究竟什么叫‘改組派’?我在許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謂‘改組派’指的是由陳公博等成立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它是國民黨內汪精衛派系向蔣介石爭權奪利的一個小團體。隨著汪派得到了幾個職位，這個小團體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這么個短命的東西，卻在1932年被左傾路線搬到共產黨里來了。”

廖漢生到紅三軍軍部時，軍內黨團組織都解散了，紅三軍只剩下4個黨員，即：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分會主席夏曦、軍長賀龍、軍政委關向應、紅七師師長盧冬生。由于盧冬生黨員關系在上海黨中央機關，夏曦無權取消他的黨籍，但在紅三軍只能算有一半黨員關系。因此，紅三軍有“三個半黨員”之說。在黨團組織解散的同時，紅三軍的各級政治機關也被撤銷，政治干部關的關、殺的殺，只剩下關向應的軍政委一職，政治工作制度隨之瓦解。

關向應是在1932年1月由黨中央派到湘鄂西蘇區來的。作為軍政委，他當然知道軍隊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所以，第四次“肅反”高潮一過，他就在軍部恢復了第一個黨的支部，接著又開始發展新黨員。廖漢生就是在關向應的培養和教導下，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和政治工作干部的。

對于能在逆境中入黨，廖漢生心知肚明：“我到紅三軍剛剛一個多月，由于沒有受過‘肅反’擴大化的牽連，可以說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于紅三軍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蘇生、黃埔生基本上都殺掉了，我是高小畢業生，能認得幾個字，在軍部當書記，因此賀關把發展新黨員的第一個對象選中了我。”這年8月，紅三軍轉戰到建始縣境內。一天，軍部警衛班召開了黨支部會議，討論廖漢生的入黨問題。支部會議開始后，“關政委首先代表賀龍和他本人簡要介紹我的情況。……關政委做完介紹，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馬上就通過了。從這一天起，我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入黨后，廖漢生就跟在關向應政委身邊學做黨的工作，相繼擔任軍政治部秘書、紅七師師委書記。對于關向應的悉心栽培，廖漢生始終銘記：“關政委像諄諄善誘的先生一樣地教導我，培養我。他給我詳細解釋黨的路線、黨的政策是怎么樣的，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樣填寫黨員登記表，親自帶著我去做恢復黨組織的工作，當時叫做‘重新登記黨’。”

重新登記黨員時，絕大多數黨員竟然否認自己的黨員身份，這誠如廖漢生所分析的：“由于‘肅反’擴大化捆殺的大多是黨員，是干部，人們認為黨員、干部等于‘改組派’，‘改組派’等于殺頭，我不是黨員，就抓不了我的‘改組派’，也就殺不了我的頭。……因此當時人皆不愿當干部，不愿入黨，老黨員則不愿承認自己是黨員而重新登記。”

面對這種情況，廖漢生悲憤填膺：“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指戰員不敢參加共產黨，入黨多年的共產黨員不肯承認自己是共產黨，這實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悲劇!由此可見，左傾路線把我們黨的形象和威望毀壞成了什么樣子!”

盡管困難不少，廖漢生仍然耐心而細致地做著恢復黨團組織的工作。那一段時間，他每天背著一個裝滿黨員登記表的皮挎包到處跑，一個一個地動員、解釋，一個一個地登記、發展。

經過全軍政治工作人員一番努力，重新登記和新發展的黨團員逐漸多起來。到1934年9月份，紅三軍黨團員總數達到436人，其中黨員267人、團員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記的，新加入的也有幾十人。

“歷史不容篡改，我據實寫出了我所經歷的全部過程”

1933年冬天，紅三軍已被夏曦瞎“肅反”折騰得瀕臨毀滅邊緣，廖漢生等基層指戰員憂心如焚。就在這時候，親任全國“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把眼睛盯向了紅三軍。他一面調集重兵加緊“圍剿”，一面派來說客企圖“招安”。次年1月初，有一位施南(今恩施)來客到了利川縣小河鎮的紅三軍軍部，求見賀龍。此人名叫梁素佛，是先來聯絡的，帶來了熊貢卿以昔年好友名義寫給賀龍的一封信。熊貢卿在賀龍任澧州鎮守使時有過一面之交，他在信中要求前來拜訪、敘舊，并稱愿意幫助賀龍擺脫困境。

賀龍一眼就看穿了熊貢卿的用意，這是替蔣介石作“說客”，招降、策反來了。他氣得兩眼冒火，恨不得一刀把那個聯絡的梁素佛劈了。但他克制住沖動，把信交給了關向應政委。

湘鄂西中央分局開會分析了熊貢卿的來信，同意賀龍的看法，為了摸清外界情況，決定以賀龍名義復信熊貢卿，允許他來紅三軍。

對于熊貢卿之行，廖漢生有過筆述：“幾天后，梁素佛引著熊貢卿一路過來了。熊貢卿擺出蔣介石代表的架子，帶著禮品，坐著轎子，身后還跟著護兵。”賀龍按照分局會議的決定，出面接待了他，而后紅三軍轉入湘西龍山縣茨巖塘休整了半月。在這半月里，賀龍向熊貢卿進行了多次詢問，得知蔣介石以為賀龍已經是走投無路了，只要一面以重兵“剿”之，一面以高官“撫”之，就可以“招降”賀龍。賀龍還從熊貢卿口中探知：敵人已經派了4個人到紅四方面軍去，中央蘇區也派進了人，這些人都是去搞上層收買的，企圖打入紅軍領導機關，破壞紅軍。

情況了解得差不多了，湘鄂西分局決定處決熊貢卿，廖漢生則是負責抓捕者：“一天凌晨，紅三軍準備從茨巖塘向桑植出發。賀龍軍長命令我同一名警衛員去逮捕熊貢卿。熊貢卿住在軍部旁邊的一座屋里，他的那些護兵住在遠離軍部的特務隊駐地，早已被嚴密控制起來了。我受領任務后，帶上警衛班班長張伢，闖進熊貢卿的屋里，他還在酣然大睡。”

廖漢生上前一把扯開熊的被子，厲聲喝道：“起來!”

熊貢卿從睡夢中驚醒，莫名其妙地問：“你們干什么?”

“逮捕你!”

熊坐起來，驚慌地說：“你們誤會了吧?我是賀軍長的客人。”

“快起來，少廢話!”廖漢生用槍指著他，嚴厲呵斥。

“你們抓人，賀軍長知道不知道?”熊還是賴在床上不動。

“我們就是奉賀軍長命令來的。”

“啊!”熊貢卿絕望地叫了一聲，嚇癱了。

廖漢生等提起熊的小皮箱，把他押到特務隊。

在茨巖塘去桑植的路上，有一個山埡口，待命出發的部隊集合在這里舉行公判大會。賀龍站到一塊突出的巖石上，迎著凜冽的山風，高聲宣布：“今天，我們要槍斃一個壞蛋，他叫熊貢卿。他是來干什么的呢?是蔣介石派來勸降的說客。蔣介石的算盤打錯了!艱苦困難嚇不倒紅軍，高官厚祿收買不了紅軍，陰謀詭計也騙不了紅軍!”

每當回憶起這一幕，廖漢生都非常激動：“賀龍越說聲越大，他把手臂猛力一揮，使我們感到有一股披荊斬棘的力量。”

一聲槍響，結束了熊貢卿這個反動說客的可恥一生，也對蔣介石的“勸降”陰謀作出了有力的回答。處決熊貢卿，深深地教育了廖漢生等在場的紅軍指戰員：“我們從中看到了賀龍軍長對黨和革命的耿耿丹心，敵我分明、疾惡如仇的革命立場，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堅定意志，光明磊落、無私無畏的坦蕩胸懷。”

熊貢卿死了，蔣介石如意算盤打錯了!這是鐵打鋼鑄的歷史事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處決熊貢卿說成是什么“通敵”，誣陷“賀龍在歷史上搞投敵叛變”，企圖從歷史上來打倒賀龍。

專案組的人也曾找到廖漢生，硬說熊貢卿是賀龍派他具體聯絡的，要他交代什么“蔣介石派熊貢卿到湘鄂西與賀龍是怎樣談判的?最后達成什么協議?”

一提起這件事，廖漢生都怒不可遏：“逮捕熊貢卿，是賀龍派我去的;處決熊貢卿，是紅三軍 3000 多名指戰員有目共睹的，在給黨中央的報告中、在國民黨的報紙上也是白紙黑字，有案可查。在這個問題上賀龍無懈可擊，功不可沒。歷史不容篡改，我據實寫出了我所經歷的全部過程。”

老百姓送慰問品，“只認得‘誰打死了鬼子就給誰吃’這個理”

1939年春天，八路軍第一二O師奉命挺進冀中平原抗日。為了隱蔽部隊的動向和意圖，第一二O師第七一六團對外使用了“亞洲部第六團”的代號，簡稱“亞六團”。這時，廖漢生是第七一六團政委，黃新廷是團長。

冀中的老百姓剛開始曾懷疑過八路軍：“這些山西來的老八路身穿灰軍裝，腳蹬布草鞋，裝備不咋樣，說話侉里侉氣，能打過鬼子兵嗎?”很快，廖漢生、黃新廷指揮第七一六團初戰告捷，讓冀中人民對八路軍刮目相看!

曹家莊，位于河間城西約10公里處。為了待機打擊河間出擾之敵，第七一六團開進該地區。2月2日，河間城里的日軍宮崎聯隊200余人，又出來襲擾。上午9時許，日軍大搖大擺地進至曹家莊。驕橫的日軍仍像以往那樣，先架起山炮進行威懾性轟擊，而后端著步槍發起進攻。第七一六團以一連兵力沉著抗擊，用兩營兵力向敵人陣地反沖擊，當即奪占敵人陣地，繳獲輕機關槍2挺、步槍21支，打得日軍只好退守待援。下午，駐任丘、河間兩城的日軍400余人分三路前來增援。四路敵人會合后，氣焰又囂張起來，向第七一六團猛烈進攻。廖、黃指揮部隊穩扎穩打，依托村落和工事，利用房角、墻頭，一直相持到黃昏。天一黑，廖、黃立即抓住有利時機，發揮八路軍夜戰近戰優勢，派一個營兵力摸進日軍占據的村子，一通猛打。日軍頂不住了，棄陣而逃，拉著30多輛大車的死傷人員跑回河間城。

曹家莊一仗，第七一六團首戰告捷，斃傷日軍140余名，極大地震動了敵人，也大大鼓舞了部隊的斗志和群眾的情緒。

當敵人逼近曹家莊時，第七一六團帶著部隊往前開，一些老百姓紛紛向后跑。有一戶人家正在辦喜事，聽到槍響婚也不敢結了，新郎、新娘衣服沒換，拔腿就跑。可是，當第七一六團跟日軍打了一會兒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老百姓自動又回來啦!

當地百姓的熱情，廖漢生刻骨銘心：“那一天我團從上午9點打到午夜后4點，整整19小時，部隊根本就不用自己作飯，老百姓全都給包下啦。戰區各村群眾紛紛送來自家的饃饃、大餅、點心和開水，日軍身后的群眾也冒險繞過火線送來了吃的，我們放開肚子都吃不完。火線上下來的傷員，也都由老百姓轉送，擔架不夠用，他們拆下門板， 趕來牛車，運送傷員。”

在人群中，廖漢生看到那位娶媳婦的新郎倌：頭戴禮帽，身穿長衫，十字披紅，給部隊抬擔架，忙得滿頭大汗，沾了一身血跡。他親切地問：“新郎倌，敵人打來時，我們部隊向前去，你們都跑了，為什么現在又回來幫著抬擔架?”小伙子非常坦誠：“你別見怪，過去有些隊伍是一打就跑，鬼子來啦我們不跑不行呀。你們這次不同，硬把日本鬼子打趴下啦!”

廖漢生跟他打趣：“你這個新郎倌今天娶媳婦也來抬擔架，可別誤了你入洞房呀?”小伙子紅著臉只是憨笑。

打過第一仗之后，老百姓對第七一六團更熱情了。以后再打仗，不但沒人跑，有些膽子大的還趴在房上觀戰，要親眼看看第七一六團是怎么樣打鬼子的。一講起這些事，廖漢生動情不已：“戰斗剛開始，老百姓就把吃的喝的送來了，一定要親手交到一線作戰人員手里。自家做的饃饃、大餅還嫌不夠好，又買來點心給我們吃。我們從來沒有想到，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竟會吃著點心打仗!”

幾次戰斗間隙，正逢春節、元宵。方圓幾十里的老百姓爭相趕著豬羊，踏著冰雪，一路打聽著找到駐地，慰問第七一六團。一進村就問：“你們是哪個部隊的?是不是老八路，是不是消滅好幾百鬼子兵的‘亞六團’?”是，群眾就把所有慰問品都送給你。不是，就不給。廖漢生怕厚此薄彼影響團結，主動將慰問品轉送給兄弟部隊。“老百姓可不管這些，只認得‘誰打死了鬼子就給誰吃’這個理。”對此，廖漢生內心感嘆：“我覺得這些老百姓有點太那個，搞得過了頭，可他們那種單純、直樸的心實在令我感嘆不已。”

第七一六團在戰斗中犧牲的烈士，來不及裝殮，只能就地掩埋起來。讓廖漢生感動落淚的是，“老百姓知道了不干，又挖出來，湊錢買來最好的棺材，將烈士遺體擦洗干凈，盛殮后重新入葬。干部戰士看到這個場面，受到很大激勵，流著淚說：‘我為老百姓打仗死了，老百姓這樣待我，我心滿意足啦……

“這頓批使我們的頭腦清醒了，對彭總的認識更加準確、全面、深刻了”

在西北解放戰場上，廖漢生長期擔任第一縱隊(第一軍)政委，一直在彭德懷領導下征戰，他是久聞彭的嚴厲：“記得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觸彭總就聽說他厲害，有時發火罵人。那是在1937年8月，七一六團正在陜西富平縣覓子鎮進行抗日出征前的整編、訓練，彭總來檢查工作，宋時輪團長和我把司令部的房子騰給他住了幾天。我們聽說他厲害，他不叫，我們也不主動去見他。從1947年3月起我第一縱隊開始在彭總直接指揮下戰斗，一年多來，我們對他的指揮由衷地敬佩，但是對他的威嚴還有點受不了。”

1948年5月下旬，西北野戰軍前委在洛川縣土基鎮野司駐地，召開了第二次擴大會議。會議連續開了8天，開得相當嚴肅，主要是總結前一階段作戰的成敗得失。講話中，彭總一方面肯定了第一縱隊是“堅決勇敢迅速的”，一方面又指出兩個不足。當時，廖漢生很不冷靜，當場就跟彭總爭辯起來。

散會以后，彭總把第一縱隊的同志留下來，繼續了解情況。林伯渠、賀龍、習仲勛等都參加了。當時，廖漢生等人毫不諱言：對彭總批評人過于嚴厲有看法，有意見。

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是黨內著名的“五老”之一，德高望重，學識淵博。他告訴廖漢生等人：有一句古話，叫做“有威可畏，有德可懷。”彭總正是這樣的人!你們不要光看到他嚴厲，“有威可畏”的一面，同時要看到他“有德可懷”的一面。他的“威”正是“德”的一部分。你們愈是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評愈多，也就愈能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德懷、德懷，有德可懷啊!

最終，“我們一縱隊的干部多挨了彭總、賀老總、林主席的一頓批。這頓批使我們的頭腦清醒了，對彭總的認識更加準確、全面、深刻了。從這以后，在我們身上再也沒有發生遇到批評不冷靜這類事。”

9月間，在陜西合陽縣雷家莊野司駐地的一所小學校里，召開了西北野戰軍前委第三次擴大會議。這時，西北野戰軍前委報請中央軍委批準，增加了5名委員，廖漢生是其中之一。

第三次前委擴大會議從9月12日至23日，接連開了10來天。大家白天開會，晚上都想松弛一下。正巧，第二縱隊一個評劇團從黃河東邊的山西運城過來，演了一出評劇《玉堂春》，請各縱各旅干部觀看。

晚上，在一片空場上搭起戲臺，掛上汽燈，敲響了鑼鼓家什。大家席地而坐，興致勃勃地看戲。廖漢生沒有料到：“彭總也來了，坐在我們身后。”這個小劇團，原來是個跑江湖的戲班，不久前剛剛在山西被收留入伍。他們演的這出《玉堂春》，演到蘇三和王三公子在廟里相會，穿插了一些噱頭。當時，這類舊戲都是這么演，大家看戲時誰也沒有在意是否合適，光想著輕松、娛樂了。

第二天，會議繼續舉行。彭總宣布開會后，嚴肅地看了看到會的干部，氣沖沖地問：“昨天晚上的戲是誰點的?”接著說：“這是什么戲嘛?眉來眼去，打情罵俏，低級情調!你們都是指揮員，是要帶兵打仗的，看這種東西，會起什么作用嘛?這是消磨革命意志!我不反對大家看戲，我們應該多看一些歌頌英雄、歌頌人民、鼓舞士氣、增強斗志的戲。”彭總越說越火，大大地發了一通脾氣。

昨晚的戲大家沒有多少印象了，經彭總一批，這才意識到確實有些不好的東西。大家見彭總發那么大火，一個個面面相覷，悶不作聲。會議一時僵在那里，不能進行。

這天的會議輪到廖漢生第一個發言，他首先說：“昨天是我們點的戲。彭總批評的對。我們看戲光想到娛樂，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今后一定警惕。”彭總點了點頭。于是，廖漢生開始發言，會議繼續進行下去。在后來的一次前委擴大會上，彭總為自己常發脾氣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見，廖漢生給他提了一條：“你批評人是對的。但你在批評時罵人，人家對你就敬而遠之。”彭總虛心接受了這條意見。據說，彭總曾對身邊同志說過：“廖漢生既是我的好同志，也是我的好諍友!”

廖漢生等各縱隊領導根據彭總的指示，讓縱隊和各旅劇團排練、演出了一批有教育意義的優秀劇目。其中，歌頌晉綏女英雄的《劉胡蘭》、反映農村剝削關系的《白毛女》、《血淚仇》和揭示戰斗英雄劉四虎成長道路的《劉四虎》等戲，對部隊教育很大。這時，廖漢生由衷佩服：“彭總深諳人民軍隊治軍之道!

責任編輯：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