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湖南省桑植縣打鼓泉鄉趕塔村一個世代農民家里，我的貧窮的家住在大山里，屋背后是大山，前面是大山，左面是大山，右面也是大山。那時候，交通閉塞，父輩們上山勞作去爬山，偶爾背些桐籽、茶籽、棕片、棓子之類的農產品到附近街上去換鹽或針線之類的生活品，出門去必需爬山，兒時，在我的腦海里，這世界上除了山還是山。

       由于大山阻隔，家鄉就談不上什么文化生活了，從我記事時起，大人們、鄉親們什么時候都哼著歌，父母哄孩子入睡時唱“搖籃曲”(這是我現在才知道的)，推麥子、包谷時就唱“磨子歌”，上山砍柴唱“砍柴歌”，挖蕨時(蕨，一年生草本植物，根挖回來加工成粉可食用)唱“挖蕨歌”，挖洋芋唱“洋芋歌”，開荒挖地唱“薅草歌”，逢年過節唱“祭祀歌”，下溝洗衣唱“洗衣歌”，撬巖抬石唱“抬巖歌”，駛船放排唱“拉纖歌”，過生做壽唱“拜壽歌”，死了人唱“喪歌”，男女相愛歡悅唱“情歌”。歌是人們的唯一生活，歌是人們的影子，歌是人們的生命，說我的家鄉是歌的海洋，歌的世界，一點也不為過。

      “記得幾時騎竹馬，轉眼已是白頭翁”。如今卑人已是兩鬢斑白的垂慕老人了，桑植民歌已伴隨我走過六十個春秋。小時候聽大人吟唱，長大后跟長輩學唱，當了文化干部給群眾演唱，老了就編書、研究民歌怎樣唱，桑植民歌伴隨我一生，我一生與桑植民歌打交道。前幾年，我也曾將桑植民歌等二十余集桑植民間文化資料編成《桑植民族文化叢書》予以印刷出版，但總感書不達意。這幾年不斷與民間藝人打交道，不斷聽專家們的議論，不斷看書，對桑植民歌又有一些新的心得，如今我把它用文字表達出來，謂之桑植民歌與土家族源新考。

       桑植縣的歷史到底有了多少年，至今還是謎。后人研究歷史，只能從祖輩一代又一代的傳說，前朝古人記述傳下來的典籍，再加上后輩人從地下挖出來的壇壇罐罐器皿家什即今人說的“文物考古”來探討而定論了。

       據史志記載，桑植上古時通稱大西南夷地，唐、虞、夏、商均屬荊州，西周為楚地，春秋時屬楚為巫中地，戰國時為楚巫郡地。據《山海經》、《中次十二經》載：“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榣等，其草多葌、麇蕪、芍藥、芎穹。帝之二女居之，常游于江淵。澧源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關于洞庭之山，《五藏山經傳》卷五注解為：“山在永順桑植縣西七十余里，曰上峒，與其東北四十里之下峒并臨澧水之上，水象卻車就位之形，其北之零水，辰水東西分流象屋宇形，故曰洞庭，庭之義謂左右有位也。巴陵陂亦號洞庭，以為洞庭山水所潴，亦如彭蠡之水潴為鄱陽湖，因號曰彭澤也。”山海經，是中國流傳久遠的一部古書，它用簡單的語言介紹了許多山川、國度和神怪，系漢代劉向、劉歆父子編輯起來的。筆者以為，山海經的作者是站在古充縣的位置上來記錄當時的山川地名。文章所指的上峒距桑植縣七十余里，距下峒四十余里，而古人計量長短的尺寸長度比現在的尺寸要短，古時的一丈約相當于現在的七尺左右，這里所記上峒的七十余里折合現在的五十里左右，恰好是桑植縣城距今上洞街鄉的距離，距下峒四十里上下折合二十八里，恰好是今桑植縣城到兩河口鄉下洞街村的位置。這樣分析，古充縣的位置正應在今桑植縣朱家臺。

       桑植在漢代以前沒有縣名，為土酋自我管理自我生存的地方，以后在中國有史記載的幾千年歷史里都被稱為“蠻夷之地”。根據現在的地名分析，湖南張家界稱為大庸，在今竹山為中心，西到竹溪，東到房縣的大片地區為古上庸國區。筆者以為，夏商時期，交通閉塞，武陵地區遠離中原，與外地被層層大山阻隔，居住在這里的古蠻酋絕不會自甘落后，他們或佔山稱王，或據峒為雄，自成一國。據《史記周本記》中所記武王伐討的誓詞說：“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矛其誓……”這里的庸國為八國之首，根據張良皋先生所著《巴史別觀》分析，庸國在當時是一個僅次于商周的大國，其領域橫跨整個武陵地區。筆者以為古時的上庸、大庸應是兩個國家，后來均被強楚所滅，介于上庸和大庸之間的古桑植夾在周圍諸侯之間，要么擁兵自立，要么依附一個大國，從地理位置看，他們自立為國的可能性很大。

       《山海經·海內北經》載：“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據專家考證，林氏國就是巴人首領廩君建立的國家。由于林氏國的珍獸為騶吾，所以廩君死后化為騶吾。2005年至2010年之間，筆者為編撰《桑植民族文化從書》，經常下到全縣鄉村各地調查，在巖屋口鄉撒埠溪村見到大片元、明、清古墳墓，墓碑上均刻有騶吾圖騰，后來又在上河溪鄉楊竹溪村一位姓瞿的土梯瑪家中發現他保存的騶吾圖騰。經多方了解證實，從古以來，桑植土家人就把騶吾當做自己的圖騰，掛在自己的大門上辟邪。為此，筆者以為：夏商時期，桑植為林氏國的可能性很大。從以后的歷朝王國的行政區劃看，古桑植一直是個朝庭管不著的地區。秦統一后，桑植隸屬黔中郡所轄的慈姑縣，而慈姑縣管轄今安鄉，澧縣、臨澧、石門、慈利、大庸及永順的大片地區，根本不可能管到距縣城幾百里外的大山深處的桑植來，所以后來劉邦建立漢王朝后，干脆在桑植設立充縣，縣域即設今桑植朱家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家在朱家臺發掘許多文物足可以證明。桑植在三國時屬吳、隸于天門郡，仍稱充縣，不久置溇中縣。溇水，源于湖北巴東，流經桑植縣域的淋溪河、長潭坪、白石、官地坪、人潮溪、竹葉坪等鄉鎮，于柳楊溪注入慈利縣龍潭灣。桑植段峽谷全長58公里，恰是溇水中段，桑植當時為溇中縣核心地域已是確鑿無疑，但其縣城究竟在何處，尚有待史學界進一步考證。西晉時期桑植仍屬天門郡，改置臨澧縣直到宋、齊、梁、陳四朝；北周隸屬天門郡北衡州，改稱崇義縣直至隋朝。唐代屬于山南東道，隸入澧州澧陽郡，這一點桑植儺戲花朝演本《孟姜女》有證：“家住澧州澧陽縣，夾山背后是家門，爹爹姓許名元武，母親姜氏老安人。”五代時期，桑植雖仍屬于澧州管轄，由于朝局混亂，這里已完全被土酋部落割據。五代被宋朝統一后，桑植以桑樹埡為界，內半縣(縣境西、北大部分地域)被朝庭冊封為柿溪軍民安撫司。桑植宣撫司，外半縣(縣域東南地域)仍為澧州澧陽郡慈利縣。元代，桑植隸于湖廣行中書省江南道澧州路，成親元貞元年(公元1295年)撤慈利縣升州，桑植被劃分為三個州。即：東南一部分(今瑞塔鋪、空殼樹、劉家坪一帶)劃為慈姑州，澧水南源一帶及外半縣一部份(今上洞街、廖家村、打鼓泉、兩河口、利福塔、南岔等地)被劃為柿溪州；澧水北源一帶(今上河溪、河口、巖屋口、陳家河、細砂坪、蹇家坡等地域)被劃為新添葛蠻安撫司。到了明代，桑植屬湖廣省上荊南道，先隸澧陽府、后改隸常德府，不久又隸于岳州府，外半縣屬慈利縣，內半縣由桑植土司管轄。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廢柿溪州分置上峒、中峒、下峒三長官司，赤溪、利福塔、桃子溪屬赤溪長官司所轄。為防御土司叛亂，朝庭在桑植設立衛所(先為酉水所，后為安福所)轄今朱家臺、興旺塔、洋公潭、方家坪等周圍五十里地，清朝屬湖廣總督，隸于湖南省分守岳常澧道，至雍正七年(1729年)改土歸流置桑植縣至今。

       桑植歷史悠久，這在桑植儺戲正朝中的開臺唱詞中已有證實：“龍漢元年建教門，元皇啟教古傳今，鶴鳴殿內參師祖，芒山項上謁圣君，角吹三聲動地脈，罡行七步動天兵。元皇初生太極先，師承天地有根源，師徒殷周傳巫禮，師圣一喻結良緣。”傳說，龍漢元年距今已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十萬年，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今人當然無法考證，只能把它推斷為洪荒時期，但桑植早在商周時期就誕生了儺戲，卻有足夠的史籍和文物證明。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信鬼而好詞，其詞必作歌樂歌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出現俗人祭祀之儀，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作《水歌》之曲”。王逸這里的“歌舞之樂，其詞鄙陋”當然是指現在的儺戲了。他在其著作里雖然只提到沅湘之間，沒有提到湘西之北，澧水之源，我們要分析，當時桑植被大山阻隔，加上土司推行的是“客不入境，蠻不出峒”的封閉政策，一般人根本不可能進入到桑植來。但桑植在古時處于一個封閉的小國，后來被強楚所滅，因而隸屬于楚國版土卻是一個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而古時桑植人曾為周武王伐紂立過大功也是有史可鑒。古籍《華陽國志》中就這樣記述：“巫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這里雖然只提到巫師，但在殷商時期，在今武陵地區，存在著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眾多十國，其中以巴國、庸國勢力最為強大，國土最廣，作為濮國的古桑植人當然也要參與到周武王討伐暴君商紂王的正義之師中，而且以自己的“勇銳”、“歌舞”而大勝殷軍了。

       鐵的事實證明，桑植民歌源于桑植儺戲。從儺戲的許多唱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洪荒時期就有了桑植儺戲的胎型——那就是原始人類祖先的祭祀活動。原始社會早期，由于生產力低下，人類對宇宙的變化，對于各種自然現象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人們就認為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支配一切，這就是“鬼”與“神”。人類與“鬼”、“神”需要溝通，這就產生了中間人——巫師。巫師在祭祀活動中，用卜筮、巫詞、咒語和歌舞手段制造氣氛，以溝通人與“鬼”、“神”之間的關系。一個地區若碰上瘟疫，遇上旱澇災害，人力不能抗拒，只有寄托于天上的神仙解決，于是就由一個部落的酋長率領土酋蠻夷，備辦三牲祭禮(豬頭、牛頭、羊頭)祭拜天神和地上鬼怪，開始只由巫師念筮詞跪拜，后來發展到手拿法器(師刀、令牌、銅劍)吹著樂器(牛角、長號)邊拜、邊唱、邊舞，故《說文》中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周官·司巫》也說：“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殷代時期，巫師處于特殊地位，他們能參與政治活動，我們從古典《封神榜》中不難看到，殷國的聞太師、申公豹，西岐的姜子牙、哪吒無一不是巫師的代言人和代理人。秦漢以后，由于儒教的盛行，道教的形成，巫術才逐漸失去原有的統治地位，不得不依附道教強行擠進祭祀舞臺，后來就演變成巫道合一的儺戲了。

       “儺”這一名稱，源于侗臺語族。侗臺語族稱稻、田、鳥、水、人、民族等為“儺”，從字義上看，儺與糯同音，中國先民最早載種的水稻是糯稻，種糯民族稱為糯民。在中國古籍上，中國南方民族被稱為“雒民”、“倭人”、“僚人”、“駱越人”，字面雖然不同，但都是“糯”字的一音之傳，后人便把糯民祭祀稻神，山神、祖神的典儀活動稱為“儺愿”了。從字形上看，儺字的繁體為單人傍，二十頭堇加佳三字組成，單人傍表示它與人事有關，堇是記音，佳就是雀，說明儺就是崇拜神雀的農耕民族所舉行的神雀祭，因此儺文化就是祭祀神雀而產生的一系列神雀文化。從“儺”的簡化字來看，它的左邊是個人字，右面是個難字，這也說明人遇到難處就要祭神，就要還儺愿。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經過了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和神靈崇拜的階段，儺文化正是桑植先民對大自然中不能破解的秘密而產生出來的一種意識形態沖動，籍以人類對神、物、山地及祖先的崇拜。

        儺文化即然是一種糯稻文化，它的發祥地自然與水稻緊密相關，世界上的文明古國都處于北緯30度左右，中國的古代文明就是農業文明，農業文明的核心就是水稻文化。湖南澧水流域地帶正是處于北緯30度左右，而處于澧水源頭的桑植恰好是處于北緯29度，處于中國水稻文化發祥地的中心地域。由于儺文化是農耕時代的意識形態，它只能依附農耕文化才能生存，因此可以推斷桑植應是中國南方儺文化的主要發祥地。這一點除了在桑植諸多商周文化遺址和縣域朱家臺出土文物可以證明外，我們還可以從桑植儺戲演本第十朝《度灑款圣》中得到進一步佐證。“正月又是元宵節，二月百花逢春香，三月清明早下種，四月勻苗插黃秧，五月六月忙踩草，七月八月谷子黃，早谷早米奔夏至，秋后十月滿坪黃，請來兒郎三五個，板斗拍得乓乓響，大哥下田割幾路，二哥挑谷轉回鄉，三肩四肩挑得快，挑到主東大禾場，八月太陽像火燃，谷子曬得交巴干……”儺文化開始只是一種祭祀儀式，用來祭神、祭天、祭地，祭山、祭水、祭祖，后來又發展成禳福、驅鬼、逐疫、逐漸增加了舞蹈內容。秦漢以后由于儒教的盛行，道教的形成，巫儺失去了原有的統治地位，特別是到了唐代，佛教成為圣教，黃帝教化成了吏官文化，占了統治地位，巫被作為邪教而被逐出舞臺，儺不得不以戲劇的形式在民間生存，增加了娛樂成份，逐漸向儺戲發展。到了宋代，儺完成了由儺祭到儺舞而儺戲的過程，正式形成了兼祭祀、禳福、驅邪、娛人、娛神的宗教戲劇。

       《東京夢華錄》載：“除日，禁中陳大儺儀，諸班值戴假面，繡花色衣，執金槍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偉，貫臣副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胄裝門神。”陸游在《老學閹筆記》中說：“政和中大儺，下掛府進面具……乃是以八面枚為一副，老少研陋無一相似者。”文天祥在《衡州上元記》中說：“歲正月十五，州民為百戲之舞，擊鼓吹苕，斑斕而前，或蒙其焉，當是時，舞之如儺之奔狂之呼。”這些歷史名人名流記述了儺的演變過程和傳承實況。桑植由于長達千年的土司制度，長期實施“客不入境，蠻不出峒”的封閉政策，儺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而且形成了固定的儺壇典章制度和自成體系的儺神群體。現在桑植城鄉仍完整地保留了“陽儺(高儺)”、“陰儺(低儺)”、“三元儺”三個流派。它們的共同點都信奉三元，都以祈禳逐疫為目的，在朝科設置都有“正朝”和“花朝”兩部分，并按前正朝、中花朝、后正朝的次序，構成請神、酬神、逐疫、送神的四段格局，形成了請神、酬神、還愿、送神的祭儀。其花朝主戲《孟姜女》、《牧羊女》、《鮑氏女》是桑植儺壇保留下來的絕世孤本。

       桑植儺戲既是桑植民歌的開源，也證實了桑植土家族歷史的久遠。從桑植現在保留傳唱的儺戲演本中不難看到，大部分唱詞都是民歌的風味，完整的保留了民歌的歌詞和音樂特征。

       桑植地處湘西邊陲，大山迭連，交通阻塞，人們需站在大山高處相互傳遞信息，每在勞動疲累之時，需發出感聲，以驅趕疲勞，這是桑植土家先民們最早從勞動中產生出簡單的歌聲。而儺戲唱腔均從“啊”字起音而發出高低不同的音符，它應是民歌最早的起源。為此，筆者推斷，勞動——巫祭——儺祭——民歌——儺戲的演變過程，即是桑植民歌的源流。

       從以上資料中完全可以看到，桑植民歌在洪荒時代就已誕生，在春秋已形成自己的流派和特征，中國古代著名大詩人屈原就是桑植民歌的最早傳承人，他在《九歌》篇中的“湘君”里就提到澧水：“鼌聘鶩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州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用現代語說就是：“我早上驅車在江岸，晚上到北州才停鞭，鳥兒棲息在屋椽，江水圍繞流階前，我把玉塊拋江心，佩玉掉在澧水濱，芳洲上面采杜若，寧可送給窮女人，良辰美景不再來，只能漫步聊散心！”可見身為楚國大臣的屈原在心情郁悶時也要在澧水岸畔唱著民歌散心。在“湘夫人”篇中又進一步吟道：“沅有茞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寒訂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屈夫子的詩是說：“美麗的澧水之濱啊，到處都是寶貝，我思念情人，卻只見澧水緩緩流來，我把自己的汗衣摔在澧水河邊，只有把寶貝送給陌生人，良辰美景已不再來。”作者在這里兩次提到澧水，可見他對澧水的偏愛。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到證明，春秋戰國時期，民歌就十分盛行了，不僅平民百姓要籍民歌發泄自己的情緒，就是像屈原這樣的士大夫階層也籍民歌發泄自己的抑郁、愛情、憤怒、怨恨等種種情感。

       在漫長歷史長河中，儺走過了“儺祭”而“儺舞”至“儺戲”的艱難過程，進而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儺神群體，固定的儺戲典章制度，固定的表演程式。伴隨著儺戲的演變進化，作為其重要表現程式內容的桑植民歌也是由最初的發泄、吶喊、呼叫、呻詠發展成表現不同情緒，不同內容多層次的情感語言了，逐步形成了桑植民歌的特征，而后終于能從儺戲中走出，成為桑植獨樹一幟的民間文化瑰寶了。

       關于桑植民歌的源遠流長，筆者可以從桑植民間文化遺存的多個方面找到有力的證據。

       從上個世紀六十年初起，桑植文化部門就組織人員搶救收集民間文藝、民歌等民間文化資料。公元1986年，桑植又在全縣開展搶救式的民間文化普查，最后編入了《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民間歌謠集成》、《中國民間舞蹈集成》、《中國民間器樂集成》，桑植有近300余萬字的民間文化資料被收入集成卷。其中的“太陽、月亮和雞是怎么來的”、“盤古佬七手八腳開天劈地”、“人和百家姓的來歷”、“山歌的起源”等十則故事說明桑植早在蠻荒時代就有人類活動，也證明在那時起就誕生了桑植民歌。2005年，筆者從古柿溪土司王國的打鼓泉收集到這樣一首民歌：水有源來木有根/蓮蓬打從藕上生/唱歌又從哪里起/始皇他筑萬里城/當日有個秦始皇/調夫百萬筑城墻/民伕筑城好多年/日日夜夜思家鄉/拿起鋤頭手無力/吃起飯來菜不香/始皇有個三公主/玩耍來到工地上/她給民伕把歌唱/民伕個個喜洋洋/聽了歌聲精神振/鼓起勁頭筑城墻/喜壞公主小姑娘/回到宮中稟父皇/調出宮中萬千女/齊到工地把歌唱/一日唱它十首歌/百日唱它幾籮筐/從此工地歌不斷/歡聲笑語心舒暢/三年修成萬里墻/山歌從此宇內揚。從這首歌我們看到，桑植民歌的代名詞——山歌早在秦朝就有了正式名稱。如芭茅溪鄉汩落湖村土家村民袁民虎在1986年講述的“撒谷嶺與七眼泉”這則民間故事就講到：“老班子人一代一代傳下來講，相傳很古很古的時候，澧水源頭七眼泉(今五道水)住著一個很大的部落，他們以狩獵為主，終年過著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故事最后講到到這里的人如何開墾土地，種植五谷，開發七眼泉，唱起山歌，情節優美動人，生動地揭示了五道水蠻荒時代向現代文明走近的歷程。

       近年來，筆者有幸和多所民族大學數十名大學教授接觸，探討土家族文化。據他們介紹，現在全國任何地區找不出完整的儺戲表演區，唯有桑植對儺戲保留得最好。據專家們研究，古代儺戲有五個流派，而桑植現在就完整地保留了陽儺(高儺)、陰儺(低儺)三元儺三個流派，而高儺壇供奉的儺神“東山圣公”、“南山帝母”就是對桑植古老文化的佐證。這兩尊儺神來源于一個有趣的古老傳說：蠻荒時代，世界上漲了齊天大水，整個人類全部毀滅，僅在八大公山山頂上留下兩兄妹。最后兩兄妹通過從高山滾磨合磨，從兩個山頭上放風箏相合，從兩個不同的地方撒尿而懷孕生下一百個兒女等過程，終于使兩兄妹在上天的授意下結成夫妻，繁衍了人類。土家人就把他們奉為高儺壇正神，永遠享受人間煙火。桑植儺戲演變過程與桑植歷史及相關的人和事乃至地名緊緊聯系在一起。如低儺第十五場“土地封倉”就有這樣的唱詞：“盤古初把乾坤掌/天皇地皇與人皇/神農皇帝制五谷/軒猿皇帝制衣裳/女媧煉石把天補/伏羲八卦定四方/太皋坐位方平亂/少皋坐位多豺狼/大舜行孝母寵相/堯帝歷山把賢訪/桀安妹喜把國喪/禹王治水分九江/紂寵妲妃害忠良/鐵統江山一旦喪/西岐出了周文王/渭水河下把賢訪/渭水漁翁名姜尚/八十二歲遇文王/接他西岐扶家幫/出兵為將拜為相/聞仲逼死絕龍巔/多少英雄陣上亡/紂王火燒摘星樓/一統江山歸姬昌/桑植本是古蠻地/三皇五帝過洪荒/九萬九千九百秋/鐵統山河歸雍皇/土王被廢河南郡/土漢從此成一邦。”從上述儺戲唱詞中可以看出，桑植的人類足跡和民族文化痕印至少可以追溯到商周以前的氏族時代。這里，我們還注意到這句唱詞，“堯帝歷山把賢訪”，桑植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就發源于桑植歷山。說明早在洪荒時期，開天劈地的圣帝堯就到了古桑植歷山訪賢。2008年，筆者為編輯《張家界姓史史話》查閱《桑植黎氏族譜》、《桑植印氏宗譜》，其譜載桑植縣上河溪鄉楊竹溪村印姓人至今還用土語交流，其它尚有汩湖、上洞街、老巖橋等地土家人民經常用土語講話，更說明了桑植歷史的古老遙遠。

       桑植民歌不僅是生產歌、生活歌、愛情歌，也是自己的源流歌，如白族兄弟在低儺演本中就有這樣的唱詞：“家住云南喜州鎮，蒼山洱海是家門。”土家人在花朝戲中的“孟姜女”這樣唱到：“說我家來家不遠，家住澧州澧陽縣。”從歷史沿革看，西晉時桑植屬澧縣轄地，一直到明代，澧州、澧陽這個地名沿用了整整一千年。長期生活在這里的桑植土家人自然把自己家鄉的名稱牢牢地嵌入自己的歌謠之中了。

       我們從桑植民歌不僅可以體會到桑植土家人的勞動生活情趣，對愛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可以探索到桑植土家人的源流。桑植土家人在祭祀中這樣唱道：“龍漢元年人祖興，吾祖元始大天尊，角吹三聲動地脈，罡行七步動天兵，元皇初生太極先，元始一氣化三清。鴻運一道傳三友，綿遠萬代古猿生，古猿進化億萬年，始生吾祖古濮人，香煙呈獻濮人祖，初降宏恩保太平。”請注意，桑植儺戲的開臺詞中提到龍漢元年，土家祭祖詞中再一次提到龍漢元年，這就說明桑植土家先祖對自己的歷史遙遠路程有一個推斷，至少上輩人給下輩人介紹自己祖先的源流時要告訴自己的子孫：我們的祖先來自很久很久的年代。至于“濮人祖”就更明確了桑植土家族至少已有了5000年的歷史。最近，筆者反復拜讀了張良皋先生撰著的《巴氏別觀》一書，很受啟發，他說到：“全世界的人類都只能誕生在熱帶或亞熱帶。”我們現在都認同了一個真理，人類是從猿猴進化而來，從自然現象看，寒帶不產猿猴，而猿猴習性耐熱不耐寒，而且靠吃野生水果為生，至到現在，桑植(當然也包括張家界等廣大武陵地區)遍山是彌猴，子子孫孫綿延不絕，如果說這里就是古人類的誕生地一點也不為過。張良皋先生推斷：古時候，長江、漢水流域南岸生存著一支龐大的“百濮群”，筆者深以為然。桑植坐標于東經109度至110度之間，北緯29度，處于武陵山脈腹地，這里群山挺拔、滿目青翠、碧水藍天，是生態綠色海洋。地形地貌為平地——崗地——丘陵——中低山——中山——中山原由溪河兩岸呈階梯狀向不同高度的山林遞進排列，從氣候上看，這里冬暖夏涼，四季分明，是人類生存的最佳地域，當然更是古代類人猿棲息繁衍最理想的地方。張良皋先生的《巴氏別觀》將古代的巴文化亦或古庸文化分析得淋漓盡致，筆者以為也是在為我們桑植土家文化說話。因為筆者以為，談論桑植土家族源不論是從“巴人東來”還是“土著民族”亦即“古濮人”說，都不能將“桑”與“巴”分開。

       這里筆者要說四點理由：

       1、從地形地貌看，桑與巴都屬于武陵山腹地，都處于長江南岸，無論是現在和過去，桑人和巴人互相往來、交流、溝通、融化既是地理的必然也是生活的必然。按張良皋先生所說，古人都有“崇東、崇南”思維，因為水流向東方，東方也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南方是產稻谷的地方，是人類的主食，更為重要的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就住在南海，所以中國人(至少是長江南岸武陵地區的人)，坐屋都必須是坐北朝南。依此推斷，巴人從生存生活的客觀需要，向巴境東南方的桑植移動遷徙就是順乎自然順理成章之事了。

       2、從歷史典籍記載：“桑”“巴”更不能分割，在桑植保留的許多史籍上和地名上有“荒溪”這個詞，筆者查閱了中國古代地圖，古荒溪的版土即包括了今四川東南部的許多地域和貴州省的一部。荒溪這個地名，源自宋代，這就說明在宋代以前，武陵山區的“桑巴”就是同一國人。

       3、從語言特點上看，巴語(現在的四川話)和桑語同為西南官話，發音近似，詞義相同，亦即桑植人會說四川話，四川人會說桑植話，對地名、人名、動植物的稱呼以及語言表達的涵義完全一致。講明白一點，巴人與桑人就是同一種人同一族人，過去就是一個爹，一個娘，我們后人還用得著去分什么“巴人”、“桑人”嗎？
 
       4、桑植許多戲劇和民歌的唱詞都離不開四川這個詞語，如桑植精典的陽戲劇目名稱就有《上四川》，這個劇目從開始到結尾都是表現的浪蕩子鄭德云上四川經商不歸家，其母田氏帶著兒子長生上四川尋找鄭德云，最后全家團圓。再從桑植民歌的歌詞看。什么“正月是新年，郎要上四川，雙手扯到郎衣衫，你早去早回還”，“四川下來墩墩巖”，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樣的歌詞在桑植民歌中隨時可以看到，這就說明“桑人”、“巴人”亦即“濮人”幾千幾萬年前就是同根同源，一座武陵山脈把兩地人永遠地聯在一起。

       我們還是繼續從桑植民歌中去探索桑植土家族的源流。在桑植土家族游神的祭祖詞中，土梯瑪這樣唱道：

       再運真香，一心奉請，
       香煙再呈祝庸祖 始居草澤務農耕
       巫靈立教普眾生 天降崇山創文明
       伏羲女媧祈生育 華胥育人生鬼神
       八卦太極分陰陽 墾田種糧農事順
       顓頊氏下生八俊 歡蔸虞舜巫教興
       庸國君主葉根深 同與夏商比肩并
       相助武王伐商紂 史有庸濮子弟兵
       傳至東漢相單程 高舉義旗布雄兵
       更有陳從覃兒健 雄據溇澧振武陵
       廖彥興兵建廖城 精夫塑動漢武驚
       開疆土司向克武 宋王封在柿溪城
       分封上中下三峒 雄據三方治土民
       抗倭征遼伐云貴 保境衛國立奇勛
       為國舍家民族魂 四月十八又慶春
       克武后裔化龍公 遠征孽龍四夷欽
       桑植土司向宗彥 白馬將軍保朝庭
       嗣祖遠離蓮花池 辟土開疆老司城
       思勝受封桑司地 育我土家萬萬孫
       中興司主向世瑛 抗倭東南史彪柄 
      從此土家過趕年 代代相傳到如今
      土王天子向大坤 雄據青岸稱天兵
       末代司主向國棟 文韜武略稱精英
       真香呈獻彭司主 大二三神齊降臨
       神箭射來覃王到 唐家忠義一滿門
       保境安民鄧土司 田庹兩姓一祖尊
       桑植土家百多姓 祖宗神靈齊照應

       當然，桑植儺戲、民歌包括曲藝，它們都是桑植土家歷代先賢傳頌再經過不斷加工而留傳我們后世的寶貴精神財富，這些唱詞或故事，有的源自史籍，有的源自上輩傳說，也有的是藝人們的創作發揮，這只能作為我們研究歷史的參考。今人考察歷史，最有力的證據莫過于文物了。說到文物，桑植是全國文物普查先進縣，桑植的文物工作者和國家文博專家給我們研究桑植土家歷史提供了最強有力的證明。

       桑植縣文物考古專家，原縣文物管理局副局長周揚聲老先生所撰《桑植文物考古記》說：

       1970年7月，中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兩名專家會同湖南省地質局405隊地質工作者開始了對桑植芙蓉橋恐龍化石的發掘工作。經專家鑒定，這種恐龍為古龍亞綱槽齒目的一個新科、新屬、新種，距今約2.1億多年，是后來在地球上大量生存的恐龍的祖先。由于這種恐龍是在桑植芙蓉橋首次發現，故命名為芙蓉龍。芙蓉龍的發掘對于地質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它不僅為研究爬行動物的發展演化提供了新的證據，而且對研究地球南北兩個半球的中生代三迭世地層的劃分、對比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凡保存有古動物化石的地方，往往是我們尋找古人類活動遺存的重要線索。在我國南方，一直生存的大熊貓和劍齒象等動物，絕大部分到新石器時代就滅絕了，而在桑植縣內不少鄉鎮的石灰巖洞穴堆積中，卻發現了東方劍齒象臼齒、大熊貓頭骨、犀牛臼齒、牛齒、鹿角、豪豬等動物化石。據以往國內外人類化石的發現表明，在洞穴堆積中第四紀哺乳動物(大熊貓一劍齒象動物群)化石往往與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及文化遺物共存，這說明早在舊石器時代，桑植就有人類活動。

       1987年，桑植開展了全縣文物普查，抽調15名工作人員，組成六個組，沿著澧水、溇水、酉水三條水系所轄的30個重點鄉、鎮的389個村1613個組，進行了野外實地調查。筆者有幸也參加了這次活動。我們在沿河兩岸臺地、古渡口附近臺地、兩河交匯處的三角地段、深山峽谷中的小臺地、河流拐彎外的臺地、水源充足的溪溝旁、泉水旁等，共查出古文化遺址、古墓群140處。經省考古研究所專家鑒定，其中屬于新石器時代的龍山文化遺址2處，商周遺址38處，春秋戰國遺址48處，漢代遺址42處，古墓群9處。此次文物普查打開了桑植地下文物寶庫的大門，為進一步研究桑植人類歷史提供了寶貴的依據。

       1988年1月，桑植文物考古專家尚立昆、周揚聲及工作人員在澧源鎮朱家臺包子堡發掘一處舊石器遺址點，出土了打制石器三件：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經省考古專家實地鑒定，該遺址距今已有10萬年左右，這為桑植早在1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古人類活動提供了有力證據。同年，桑植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朱家臺龔家墳山發掘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2處，獲得一批磨制石器和陶器。據試掘資料和采集標本表明，商周時期，桑植先民的居址、器物具有鮮明特色：陶器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較少；陶色多不純正，陶胎也厚薄不一；燒制火候不高，制造粗糙。在紋飾上，除以弦紋、刻劃紋、水波紋、方格紋、繩紋為主外，也有少量的戳印紋、云雷紋、乳釘紋、籃紋、橫人字紋。特別是用三齒或四齒梳狀工具，布平行劃紋和水波紋一周或二周在陶器表現上，更是一種明顯特征。這兩種紋布多同時施于罐(壺)頸腹之間，也有只施數道弦紋，而不施水波紋的現象；亦或只施數道水波紋而不施弦紋的狀況。特別是水波紋的刻劃更顯得變化多端，起初是較圓滑的小波紋，再到弧度較大的波折紋，最后到曲尺紋。權威專家推斷，這種紋布代表著當地土著民族一種新的文化類型。經過仔細觀察，還在泥質黑衣陶罐(壺)腹部，發現刻劃蠶紋一周，蠶紋呈橫列形，每條蠶的頭向一致，蠶的頭部和身軀，都與現代的家蠶形象酷似，專家推理這是桑植古代土著民族養蠶生活在器物裝飾藝術上的明顯反映。由此可見養蠶已是古代桑植人重要的農業活動之一，也為古代桑植土司以桑植為名，改土歸流，以“桑植”為縣名找到了歷史依據。在這次文物普查活動中，普查隊員們又在新街渡口、柳楊溪等11處遺址中，分別采集到商周陶網墜30余個，說明捕魚也是古代桑植人的一項重要生產活動。其間，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廟灣遺址的房基地面發現了鋪墊紅燒土塊，厚約17厘米，在王家塝遺址的房基地面卻發現了用廢陶片與碎石拌合后同時鋪墊的現象。專家分析，這大概因為南方雨水多，古人以此種方法用于防潮而采取的建筑技術。文物考古工作者還在龔家墳山遺址采集到鬲足，這種泥質夾砂陶，上施繩紋，火候低，不泛有中原因素，與古代楚文化有根本差異。筆者認為，這為桑植古代屬于楚國以外的一個獨立國家找到了新的根據。古上庸國位于漢中平原，距中原較近，而庸國文化經巴國傳入古桑植較合乎情理，庸國后來為楚國所滅，巴國為秦國所亡，桑植才被納入漢土。這種罐(壺)之間，上施弦紋，下施波紋或波折紋的陶器，經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安志敏教授和北京大學考古系鄒衡教授實地鑒定，是一種屬于夏代晚期至早商時期具有土著特征的文化類型，特命名為“桑植文化”。這就為我們今天認定桑植土家族的主體民族為土著民族找到強有力的文物證明。

       1982年、1985年、1988年、1990年的四年時間，桑植文物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設工程，在澧源鎮朱家臺清理了34座戰國墓，出土了104件器物。在發掘工作中，專家們發現棺槨與人骨均腐朽無存，其墓葬仍保持商代、西周以來不論貧富，同族共葬在一個墓地的傳統習慣，全為中、小型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填土多為“洗砂土”，也有網紋紅土，少量墓尚填有類似瓷土的“白膏泥”。墓葬形制可分為二種類型：一種是帶頭龕的窄坑墓，少數墓有生土二層臺。隨葬于龕內的陶器，有陶罐、豆、壺之類。葬具有單棺，也有一種長方表窄坑墓。此類墓坑四壁削直，既無生土二層臺，亦無頭龕設置，隨葬陶器多放在一端。也有無隨葬陶器的，葬具亦為單棺。隨葬器物主要是陶器，很少發現銅、鐵器和竹、木漆器，隨葬品的數量因墓主生前身份地位的高低和經濟地位的不同而多寡不同。如1988年、1990年兩次清理的朱家臺25座戰國墓中，有11座墓空無一物，占44%，這些墓的墓主人，經分析應是平民中的最貧窮者。這些墓葬隨葬器物的組合有三種情況：一是以繩紋凹圜底壺(亦稱罐)、凹底缽、矮柄淺腹豆等陶器為主體；二是以陶豆、壺(罐)為組合；三是以仿銅禮器的陶鼎、敦、壺、豆為組合。朱家臺戰國墓中，有部分墓葬隨葬有銅兵器劍、戈、箭鏃和鐵器兵劍，充分說明了當時戰爭頻繁的狀況。同時，在這些古墓葬中，也有許多鐵器工具如凹字形侈刃鋤、等，說明桑植早在戰國時代，土民就已經使用鐵器農具，為研究戰國時期的農業情況提供了重要的物器。在這些陪葬器物中，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石罄一類的“金石樂器”，說明桑植早在戰國時期，民間打擊樂就十分盛行了。

       1992年8月，配合桑植煙嘴棒廠基礎建設工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朱家臺廟灣田，發掘清理了一座戰國瓦窯和一口水井，尤以瓦窯最為典型。瓦窯窯室很小，土掘而成，這種螺旋式上升平臺，折曲而隨平臺逐級上升的風道，窯頂和四周的儲水噴霧水池，地穴管道式火道以及燒窯方法等，在全國的文物考古中，目前還不多見。在裝窯方法上，其他瓦窯多為同類瓦同燒，板瓦、筒瓦瓦當需分別裝窯，而此窯則是板瓦、筒瓦、瓦當混合裝窯同燒。這說明當時桑植手工業和建材業也很發達昌盛。朱家臺戰國瓦窯的發現，為我們尋找古充縣城址，提供了新的線索。這口戰國水井，口徑1.3米，底徑0.9米，深5.35米，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水井下部獲得一粒未腐爛的完整稻谷，呈黃褐色，進一步說明早在戰國時期，桑植這個山區就已發展牛耕，使用鐵農具，種植水稻了，這為我們研究儺文化，尋找桑植民歌源流進一步探索桑植土家族源流找到了鐵的證明。

       1988年，桑植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朱家臺配合基本建設工程搶救性發掘清理漢代墓葬18座，出土器物71件。這些器物中有陶鼎、盒、壺、鈁、石壁組合形式，也有陶倉、井灶這一組模型，這無疑是西漢末年以后墓葬中常見的冥器，這一時期也有在小墓中出現隨葬貨幣的情況。如1979年，廖家村一座東漢墓中出土銅幣“大布黃千”、“大泉五十”、“五銖”就是一例。1990年3月，何家坪出土的東漢窖藏銅錢幣達5000余枚，說明漢代商品經濟在桑植有了進一步發展。從1986年至1989年這段時間，窖藏銅器在縣內時有出土。1988年，芭茅溪出土的漢銅鐎斗，器身呈盆形，下有三足，附長柄，柄端為獸頭形，這種炊具在古代軍中“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再如1986年，在汩湖、南岔出土的漢代銅錞于，系古代軍中樂器，橢圓形，頂平，卷沿唇，中有虎鈕，虎仰頭張嘴，呲牙翹尾。與湘西北、鄂西、黔東北和川東地區出土的錞于無異。此錞于的出土說明桑植土家族先民與巴人的圖騰信仰有密切關系。另如1998年，劉家坪雙溪橋出土的東漢雙魚紋銅洗、銅盆和鳳紋銅壺，其造型、冶練和鑄造工藝都十分精致，說明了桑植土家族古代冶練技術的發達。

       另外，文物考古工作者還在縣內發現了3處土酋、7處土司城、6大土司官墳山、121塜土酋、土司墓，充分證明了五代宋元時期，中央王朝推行“羈縻懷柔”政策，采取“以夷治夷，以土治土”的辦法，在桑植推行土司制度長達千年的歷史，為我們今天研究土司歷史，探索桑植土家族源流提出了最可靠的科學根據。

       從以上資料看出，桑植民歌是中華古老大地最古老的歌聲，它誕生于古老的洪荒時代，是中華大地歷史上最早的民間文化，它又通過土司這塊特殊的土壤得以保存和繁衍，通過桑植儺戲這種固有的特殊的方式得以傳承發展，使其成為中華民族唯此獨尊的民族文化瑰寶。

       筆者不是什么學者，更稱不上專家，但卻長期生活工作在社會第一線，亦或土家族群的最底層，斗膽拋出這樣一個結論：桑植是中國土家族繁衍的中心地域之一，是中國土家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其原因有五：一是根據文物考古證明，桑植有全國獨一無二的新石器《桑植朱家臺文化》，早在10萬年前就有人類活動，出土的土著文化器物雄辯有力地說明了桑植土著民族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二是從長達千年的桑植土司這段輝煌歷史，桑植土司堪稱中華第一土司。近年來，筆者閱讀了許多史籍，了解到全國各民族大大小小土司不下于數千個，而作為分布在湘、鄂、黔、渝土家族的土司大大小小在60個左右，這些土司大多興起于元代中期和明代，有的還興起于清代，有的土司在明代就被改土歸流了，如我們張家界的慈利土司、赤溪土司等，而桑植柿溪土司，桑植土司都源于宋代，全國土司基本上都在雍正七年改土歸流(西藏、新疆除外)，而桑植柿溪土司卻在雍正13年于全國最后改土歸流。這一點，筆者在拙著《桑植土家族史》、《桑植土司史》中已說明清楚了。三是從古籍的記載中，說明桑植土司在全國的影響和歷史作用，如被載入《資治通鑒》和《史記》的土家英雄相單程，陳從、覃兒健、廖彥等。四是桑植遺存的民歌、儺戲、目連戲、器樂、茅古斯、擺手舞等土家族民間文化在武陵土家地區乃至全國土家族地區保留得最原始、最完整、最多。五是桑植土家人現在仍在奉行的過趕年、游神、祭祖、崇巫、還儺愿等民族信仰和風俗習慣，這在全國已不多見。為此，我強烈呼吁：武陵地區各高等學府、全國民族研究部門、各民族歷史專家應肯定桑植在全國的土家文化傳承保護中心地位，全國土家文化研究基地的核心地位，幫助賀龍元帥故鄉，革命老根據地桑植打造全國土家文化品牌，促進桑植民族經濟發展，使桑植各族人民早日脫貧致富走上小康富裕之路。

       筆者人微言輕，學識淺薄，輕言妄論之處，還請史學界老師專家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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