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河縣城古來設治，商鋪云集，廟寺森然，古跡遍布，人物殷繁，被人們稱為要津城邑，濱江奧區。《沿河土家族自治縣志》記：（沿河縣城東山）東側山坳，原有文風（峰）塔，為縣城主要歷史標志之一，“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毀。2012年，是沿河土家族自治縣成立25周年，為完善城建功能，葆持先民遺韻，弘揚民族文化，表現政教康泰、璋顯發展成就，于是在月亮巖麓、城東隘塞處推土填壑，疏水建園，陳展風情習俗，蔚為大觀，取名“民族廣場”。因廣場處曾有白塔撐云，今規劃恢復建筑于山麓，故將廣場側之公園命名“白塔公園”。

       一、 空中擲筆書云錦，白塔文君敏才思

       古代印度稱白塔這種建筑形式為“窣堵坡”。隨著佛教在東方的傳播，窣堵坡在東方得以廣泛擴散，逐漸形成了一種有著特定的形式和風格的東方傳統建筑。由于塔的功能最早是用來供奉或收藏佛舍利、佛像、佛經、僧人遺體等的高聳型點式建筑，所以又稱“佛塔”、“寶塔”。經歷了唐宋元明清各朝的發展后，即與其臨近區域的建筑體系相互交流融合，逐步形成了金剛寶座式塔、寶篋印式塔、樓閣式塔、密檐式塔、亭閣式塔、覆缽式塔、無縫式塔、五輪塔、多寶塔等形態萬千、結構特異的塔系。建筑平面從早期的正方形逐漸演變成了圓形、六邊形、八邊形；用材從傳統的夯土、木材擴展到了磚石、陶瓷、琉璃、金屬等。14世紀以后，塔逐漸從宗教世界走向世俗世界，成為中國園林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集建筑、歷史、宗教、美學、哲學等藝術文化于一身，具有很強的文化魅力。

       歷史上，沿河境內的塔有幾處，如縣城河西原“宜仙閣”公園內的抗日紀念塔、縣城東山、河西糧站后山、城南壩坨、沙子跳金碓以及甘溪田壩、毛田等地；今黃土鄉剿匪犧牲烈士紀念塔、后坪解放軍紀念園內的“塔碑”都有。而被堪輿家所稱的“文筆”白塔，史料文獻記載的并不多，僅縣城東山和甘溪鄉田壩、毛田三處，稱縣城東山“文筆”為白塔，因外體白石而名；甘溪毛田的塔就叫文筆塔，稱田壩“文筆”為文昌塔，該塔建于清光緒年間，磚石結構，塔高10米有余，六角型三層結構，是現今沿河縣內唯一幸存的古塔。而縣城東山白塔、甘溪鄉毛田古塔與上壩茶園觀古廟、沿河縣城原“人委”門前的大石獅子等文物都同毀于20世紀60年代初“破四舊”時期。

       “白塔”是文塔的俗稱，另外名稱有“文峰塔”、“文筆塔”、“文昌塔”等。那么，古時人們為何崇尚并修建“白塔”呢？這得從中國文化傳統傳說中去找答案。《陽宅三要》所說：“凡都省府廳州縣，文人不利，不發科甲者，宜于甲、申、丙、丁四字上立一文筆塔，只要高過別山，即發科甲；或山上立文筆，或平地修高塔，皆為文峰”。相傳奎星主管著人間生員的考試情形，只有經他手中的朱砂筆圈點之人，才有可能考中科舉。古人建造文昌塔的作用在于彌補當地文峰的不足，從而可以多出文人才子。清簡州知府濮瑗詩：“石幢鐵座已成塵，一塔猶留古剎春。人說平原憑點綴，我于特立想精神。空中擲筆書云錦，天外昂頭捧日輪。每為登臨征造詣，置身絕頂始完人。”簡州舉人毛于逵詩：“奎星擲筆下人寰，豎在城南雁水間。上出云宵生五色，隔江遙點印鰲山。”都將白塔比擬成主管人間“文運”的奎星擲下的那枝筆。

       白塔成為大家公認的最常用旺文、啟智、利學業的法器。文昌地經云“乾卦全是水，不嫌短和長。在天如奎照，在地為文昌。無論陰陽宅，遇之發其祥。”于是人們根據風水、陰陽及屬相等確定豎建高低或安放白塔位置。如在巽（木）安置文昌塔為九（水）層，在乾（土）位的文昌塔為七（金）層。因此白塔一般高七層、九層、十三層；其風水實踐如江西《芳溪熊氏青云塔》記載：“水口之間宜有高峰聳峙，所以貯財源而興文運者也。”“芳溪四面皆山，……南有爐峰、筆架……自雍正乙卯歲依形家之理于洪源、長滕二水交匯之際，特起文閣以鎮之，又得萬年，橋籠其秀，萬述橋砥其流，于是財源之茂，人文之舉，連綿科甲。”它的心理暗示作用同文昌帝君。

       商人供財神，官人敬文昌。因文昌帝君是上界掌管文章之神，我國古代書院往往在供奉孔子的同時，亦供奉文昌帝君。學子學童將文昌塔安放在床頭或書桌，成人將文昌塔安放在書柜中或寫字臺上面，這樣有利讀書，令人頭腦敏捷。當今港臺一帶，供奉文昌帝君和在家里或辦公室安放袖珍文昌塔。

        二、鹽務競利蒙冤訴，昌文亮鏡鎮河山

       沿河開拓較早，設治頻繁，以州記，有庸州、務州、思州；以縣記，有務川縣、洪都縣、后坪縣、沿河縣等；隋末起，即有土官、土司“世襲其職，世守其土，世襲其民”，“名川利涉、商旅如歸”。宋紹興年間建貴州最早書院之一“鸞塘勝院”后，竹溪勝院、培宗書室、竹溪書屋、鶴鳴書院、竹溪書院等相繼建立，培育了宋時朱可熹兄弟孝廉、明進士陳景蓍、田景新、舉人張紳、田景猷等眾多賢達鄉紳，代有通儒。但在清朝，崇尚愚民以治，學校虛設，優秀杰出之人，無不遠赴酉州、昆明等地會試，沿河因交通不便，府治鞭長，因而被外人認為文風不開，“染巫祝之余習而又好訟”。道光同治年間，烏江沿線鹽商行賈踞碼頭奪山隘，以便壟斷販賣商利。于是惡人先告狀，以沿河司土豪碼頭、阻窒商運為由，稟訴到川督，于是，川督下文示：“只要有關于沿河土匪霸占碼頭的控訴，即拿辦試問”，沿河地方紳蓍含冤難訴，有口皆緘。沿河文人王建中（字立山，沿河縣城中街人，1825年中科拔貢，性耿直，工詩文）代地方紳蓍撰《代地方紳蓍擬上鹽務稟》一文，陳鹽務利害，揭破陰謀，川督于是收回成命。

       沿河縣城東山，是今和平鎮二完小所倚山堡，因歷來是戰略要地，人們設防觀敵情，即稱“營盤頂”。該山高八百米，登臨山堡上，可覽沿河縣城全景。因狀如臥江畔犀牛，首東尾西，側目鏡山，被稱為沿河縣城“八景”之一的“犀牛望月”。牛頭處山脈，被人們形象稱為“枕頭堡”。 其山腰古時有東岳廟，山腳有泗王廟，昔思南府遷治于此。從前沿河寺廟僧侶尤多。相傳東岳廟有一位近百歲的老和尚，他精通地理，為人和善，深得小和尚們尊敬。有一日，老和尚想到自己歸天后葬地之事，便帶著一個小和尚到山坡上覓地穴。在半坡一個兩邊有石如扶手的石旮旯，他停下腳步說，希望他死后小和尚能把他歸葬這里。回到廟里，小和尚把師父心愿說與其他人聽，大家出主意說，不如搶占先機先建石塔占地。

       后消息傳出，朝廟燒香的人都要到寶地觀看，見石塔不高但塔后面的水正好流到塔中消失，人們見此奇景無不嘖嘖稱奇。

       沿河城里有兩家人，家里財運廣盈，子孫飛黃騰達，都希望霸占和尚葬穴以安葬自家老人，于是兩家起糾紛并訴至酉州府，府官大人為了不得罪任何一家，就采取抓鬮定案辦法確定穴歸何人。抓鬮贏得地穴的一家，立即毀掉石塔準備建造生基，剛下鋤，兩邊的石頭突然崩裂，一個石頭里飛出兩個白鶴，一個石頭里梭出兩根白蛇。隨即家里放起了火炮，說其母親過世啦。四十九天后，安葬老人時，棺材無論如何安放，總是會豎起來，因而全家決定另外找地穴安葬了。

       鏡山就在“營盤頂”對面，俗稱月亮巖。因山巖如圓月，故名之。清康熙陳鼎《黔游記》：“鏡山……有石如鏡”，思南志記：“里人于八月十五夜半窺石，鏡中隱隱見名山依次而過。”與之相對、和東山犀牛一脈相連的是一處由觀音巖碼頭通往沙子到酉秀松銅的唯一通道，古時縣城的桐油烏桕、布匹什貨、巴鹽丹砂等無不經此集散。路經珠瑙巖山麓一脈延伸至東山泗王廟的一山凹，凹處一臺地，為人們休息歇腳的理想場所。在清朝以前，輜馬行人往來于沿河田壩和沙子之間，必在山岔處停歇，日子一久，便形成了一處小市場，于是人們叫該處為“大歇場”，大歇場不過就面積一畝不到的臺地，但出于山腰路岔，十分重要。而過往商賈里人，無論老幼皆執武器以自衛，集期赴市，竊奪尋仇，小則揮戈，大則喪命。大歇場儼然成了仇殺無日、人命重案發生之地。

       沿河富翁“崔百萬”是遠近聞名的油商，他桐油榨房在沙子“跳金碓”。他家榨房里的桐油桶經常密密麻麻擺放著，非常壯觀。崔正元 是井壩龍巖頭下的崔家坨村寨里的人。崔正元十來歲就到沿河為“崔百萬”背腳，稍大就經常到龔灘背鹽。有天，崔正元路過“崔百萬”的桐油榨房，有些好奇，就到房里去看看。崔百萬的榨房管家卻誣陷說崔正元一伙是去偷油。平生耿直的崔正元哪受得如此誣賴，一氣之下把榨房里的油罐砸破，桐油如河水漫到方圓一里的田土里，流到了沙子場上的拱橋下。這下把事情鬧大了，崔百萬買通思南府官，崔正元就被三綁兩捆抓到了思南府衙門治堂由郡守審訊。 咸同年間（大概1851年后），他奉沿河土司官之命，在家鄉辦起了 “忠勇團”，后率兵攻破貓貓山號軍營地，成為在清朝聞名的游擊“將軍”。

       一日，沙子桐油富翁“肖百萬”率百余人力挑著桐油途經此地，欲上船運出烏江。剛到大歇場，見人山人海，人聲鼎沸，正欲看究竟，只見一行商正趾高氣揚說：“川督有示曉諭，當今沿河碼頭要卡，凡非川客鹽商者，都得交‘認岸稅’，否則狀告川督拿辦是問。”“肖百萬”哪受如此窩囊氣，叫一百“腳夫”放下油桶圍著那行商暴打而致行商一伙多人斃命。因油桶多，人吵雜，拌倒了油不說，還傷了自己許多人。而流出油桶的桐油沿著山溝流到山下的碾房水槽里，沖擊碾子，使碾子轉得飛快，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料。川省大憲得知，聯系思南府吏，命“肖百萬”出鹽八千斤以抵毆打商人之獄債。

       此后，行商將鹽發往石阡、銅仁、鎮遠等地行銷，不經沿河、思南碼頭商鋪破包掛稱，沿河“山販”無鹽販運，便與沿河山販爭占松秀一線。于是在接連不斷的摩擦中，沿河商民大受冤屈和打擊。如“集義生號”伙鄭白玉被捆，純屬崔正元團丁所干，卻被嫁禍于沿河縣城“恒順生”商人所為，被罰銀子二千八百兩，“恒順生”有口難辨，甘罰不訴；崔崒山與“大興公”本是賬債不清而發生糾紛口角，卻最后遭到傾家破產，冤沉海底。崔崒山含冤而撞巖而死，當年八月中秋，崔妻在大歇場面跪鏡山而泣，言“古有青天包公辨是非，而今卻無大堂明鏡照冤屈……”正哭傷心，鏡山發光，鏡面突顯一老嫗，手執龍頭拐杖戳地宏聲忿然說：“民之生死休戚，在于稟與不稟之間，行商肆行無忌，乃陽旺陰缺，商盛文虛之致也……”。崔妻不解老嫗之語意，遂說與王建中聽，王建中又商議于沿河各商鋪和知名人士，最后達成兩條意見，一是以書稟川省大憲，陳明原委，解脫冤屈，將沿河司開包掛稱發運松秀一線省路予山販，行商仍赴思南城設店，經運銅仁、石阡、鎮遠、思州等地行銷，不致地方民眾淡食。二是在大歇場修“文昌塔”以實現陰陽相調，昌達文風。

       公元1872年，王建中聯系癢生周麗齋之時任四川別駕的四個孫子（一為儒學教官、一為九品官員、其二為貢生和秀才），集資上百兩白銀修建白塔，五人主持修建白塔寓后人能“五子登科”。塔處乾位，為陽山北之旺盛處，于是塔為七層，使“犀牛望月”與“牛郎織女”典故相偕，使七仙女與月亮山相映。塔身近十米，全用石塊砌成，外呈六角飛檐，內空小呈圓形，比撻斗稍大，陰陽相協、調和龍脈，鎮脈撐云，十分顯眼。文峰塔建成后，沿河民風德行敦化，紛爭訴訟漸少，文人賢達日多，不僅出了符慶恩、文呈試、張貫之等眾多武舉人，還有王蕃、席正銘、劉其賢、張筱巖等近現代著名民族詩人。亦因此處山脈連通、地靈文韻，城里人死后多葬與此，又得名“煙堆堡”（即墳山）。其上有木魚山，狀如木魚而得名，下瞰江城，北望佛山，水曲云重，煙嵐四涌。昔有劉其賢之父母墓廬，旁有花園，名“墓傍花園”游人常環游覽勝。后人每到此處，登高望遠，感慨油生。前人詩曰：“緩步偕行踏野煙，黃花滿地半晴天。旁人莫笑登高晚，捷足登先讓少年。白發蕭疏易感秋，況逢佳節步前游。昔年風景猶堪憶，同插茱萸幾個留。兩岸河山略覽全，登臨豈必最高巔。人生知足應無辱，出岫云歸鳥倦還。對酒當歌樂幾何，乘時秉燭莫輕過。舉杯邀月勞相伴，半壁明蟾勝蠟多。”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