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曾在《湖北日報》上發表過《關注鄂西作家群》一文（該報2001年11月3日）。后來，我去恩施參加過兩次文化活動，對那里的崇山峻嶺、清江畫廊、淳樸民風，還有那里的作家們執著追求文學的熱情與成就，有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那里的青山綠水哺育了靈秀的文心，那里的人文異彩積累了豐厚的富礦：李傳鋒的“動物小說”(如《退役軍犬》、《林莽英雄》、《最后一只白虎》等) 在動物的傳說中寄托了浪漫、古樸的英雄主義情懷，同時也體現了鄂西人對動物的人格化理解。葉梅的“民俗文化小說”（《撒憂的龍船河》、《花樹花樹》、《回到恩施》等）在一幅幅色調鮮明的民俗畫中寫活了土家人的淳樸與樂天，同時也寄托了作家的“尋根”之思。讀鄧斌、向國平的《遠去的詩魂》一書，我知道了恩施人文土壤深厚的一頁輝煌歷史。讀鄧斌的長篇文化大散文《巴人河》，我感到了土家族歷史文化的悠久、浩蕩。讀劉小平的《鄂西倒影》，我也看到了當代山水詩的新希望……現在，我又讀到了白公的長篇小說《女兒會》。

       早就聽說過恩施女兒會，也叫土家女兒會，是鄂西的一道美麗的風景。每年的農歷7月12日，是土家族的女孩兒自主擇偶的盛大節日。她們盛妝趕集，以歌為媒，尋找自己的意中人。這樣的風俗，綿延至今，據說已有400多年。在這樣的風俗中，可以使人感受到土家族不同于許多民族的婚戀觀念，感受到土家族女兒的率真品格，甚至，可以發現土家文化與現代女權主義精神的某些契合。古往今來，該有多少動人的愛情故事在那片神奇的山水間流傳！那些故事寫好了，是可以與壯族關于“歌仙”劉三姐的故事相媲美的。

       現在，白公先生的這部《女兒會》就通過薛家幾代女兒為爭取愛情自由、婚姻幸福而斗爭的故事，為鄂西文學增添了新的異彩。在我看來，尤其是對于前兩代土家女兒富有濃郁傳奇色彩的故事描述，更有民俗風情畫的特別看頭。

       薛九香生性“大大咧咧，喳喳哇哇，像個男娃兒，又有些調皮、任性和倔犟”，有這樣的個性，自然就會有“自己的幸福自己去掙，完全不需要依賴別人”的愛情觀。圍繞著她的愛情故事，作家描繪出土家人一幅幅引人入勝的風情畫：從“月半節”到“女兒會”到“攔社”的節期由來，從吊腳樓里的山歌到吹木葉的傳說，從女兒家穿著民族服裝“三疊水” 、“節節高”趕集到織西蘭卡普的講究，還有女兒去情郎家“看廊場”的風俗、土家人對婚前對象有過“野合”、“開處”經歷寬容的心態，以及關于土家人始祖相王天子、鹽水女神的傳說，都穿插得貼切自然，為作品平添了一個個閃亮的風情看點。然而，九香的故事結局卻是悲劇。無論她個性如何倔強，怎奈命運捉弄、惡人遮天，到頭來遭遇的是飛來橫禍。這樣的悲劇結局耐人尋味：女性的獨立人格固然重要，可如果缺少合適的生存環境，常常也免不了悲劇的結局。值得注意的還有，作家沒有因為女兒會的開放、浪漫而忽略生活的另一面。九香繼母對于順翠趕集的交代（“上街一定要緊開口，慢開言，小心謹慎；眼睛不要亂梭，跟男娃兒說話要有幾尺遠，更不能掐掐捏捏，挨挨擦擦；要早去早回，不要到小清河和龍潭那里去，那不是正經人去的地方，更不能唱風流歌；相互看上了，就請媒人到屋里來跟我和你后老漢兒說”）就透露出至少部分婦女對于“女兒會”的某些禁忌心態。這樣的禁忌系統顯然不是空穴來風，也正好與九香的悲劇互為映證。有了這樣的悲劇，小說才顯示出了五味俱全的底蘊。

       薛清秀的故事也是悲劇。小說從女兒會“選瓜”（選美）寫起，清秀參選的結果卻是惹禍上身。作品中關于富豪羅連城將“女兒會”辦成招商盛會的考慮，以及比試招親過程中拋香袋、抽簽抵扁擔、吃蓋碗肉、吃紅廣椒、拔河、爬日天筍，以及新婚前夜“陪十姊妹”、結婚時考新郎、新娘戴照妖鏡、穿露水衣，還有諸如迎親、成親，辦喪事、熱熱鬧鬧跳撒兒嗬等等的描寫也都頗有清新的民俗氣息。然而，緊接著關于“左洞生心術不正，脾氣不好，德行不行”的情節很快將故事推向了悲慘的深淵：左洞生的暴虐使清秀的婚姻成為一場噩夢。小說中關于左洞生用“女兒籠”鎖住清秀下身的描寫簡直令人發指，使人想起中國、西方某些國家在黑暗年代都有過的慘無人道的“貞操鎖”。雖然，清秀與情人終于激于義憤，殺死了左洞生，可她最終被處極刑的結局仍然令人感慨：女兒抗爭談何容易！

       這兩個悲劇故事都為“女兒會”的浪漫習俗平添了濃厚的悲涼氛圍。同時，土家女兒的愛情抗爭與殉情不是也在那些土家人婚喪嫁娶、風俗講究的浪漫描寫中煥發出了非比尋常的女性精神的異采嗎？

       第三部寫野貓嶆薛氏三姊妹的婚戀經歷和命運遭際，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新一代土家女兒追求婚姻自由的信念更加堅定、目標更加明確、行為更加大膽，當然，新的時代給她們提供了自由選擇的背景和空間，為她們搭建了盡情放飛心靈的平臺，如城市化的快進、人口流動的加速，使她們視野更加開闊、與異性的接觸更加頻繁、談情說愛的機遇適宜且良多，然而，要真正使婚姻自由變為現實卻又是一件極不易的事，物質主義的沖擊、精神的潰敗和道德的滑坡使原本純真的愛情受到污染。金錢與權力的綁架，使人心扭曲，愛情變味，亂相百出。薛紹枝和薛紹青就是因遭遇了這種綁架，而淪為悲劇的，作者對她們的感情是復雜的，既有同情、悲憫，又有嗟怨和指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對薛紹蓮，作者是十分欣賞的，她的愛情經歷頗為曲折，然而，她能守住內心，能沖破和打碎現實種種枷鎖，為獲取真正的愛情而拼搏，雖然文中她未能找到自己稱心如意的另一半，但她一定會實現自己的目的，作品結尾寫她從外地趕回參加女兒會，已經預示了她成就美好姻緣的可能。這一部分從思想價值上看是前兩部分的承襲和發展，其核心依然是尋找和保衛自由愛情，寫法上雖然傳奇性弱了一些，但現實貼近性更強，對現代人特別是青年人的情感沖擊會更大，思想啟迪也會更強。

       稍感不足的是，這一部關于風土人情的描繪和上兩部相比要遜色一點，也許是因為今天的土家文化已經受到山外文化的猛烈沖擊而面臨危機的事實所致？值得深思。即便如此，作品的文化內核和價值依然閃灼，即土家文化的密碼和基因并未丟失，尤其是土家人通過愛情追尋顯現出來的自由精神強烈地打動了人心，從這一點來看，女兒會所體現的意義具有普世價值，和人類共同的追求和文化趨勢是相通的，毫不懷疑，作者是站在人類和世界的高度來反映人性人生，而風土人情和愛情的描寫只是一種巧妙地進入方式，一種睿智的表達，一種頗具審美價值的敘述選擇。

       此外，我還注意到，小說濃郁的地域文化氣息也常常是通過對恩施土家人方言土語的生動再現得以體現的。土家人自有自己的形象思維和生動土語。例如薛鄉士的一番話：“江湖一帶的女子，當老板、當掌柜、做店員，經商是里手、水上會劃船、飯店會廚師、服裝會縫紉，能歌善舞，杰女很多，我非常欽佩”，朗朗上口，就顯示了他見多識廣的“江湖味”。還有九香在集上與男兒的對話也可謂“針尖對麥芒”，有彼此試探的心勁，也有鮮明的“民歌風”——

       男兒說：“好妹子，這板栗是金坨坨還是銀坨坨？要價這么高！”

       九香說：“我說這位哥子舍，要的是價，還的是錢，走的是路，過的是年。你知道我河邊栗樹有多高？一樹栗子結多少？我費的功夫有多大，你還嫌價碼高？”

       男兒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愣在那兒。

       旁邊清瘦男兒說：“水里栗樹有多高？你的栗樹就有多高。水里栗樹結多少？你一樹栗子就結多少？”

       此外，“青石頭怕龍骨鉆，貞潔女子怕涎皮漢”之類生動的俗語，讀來也很有味道。

       就這樣，我從《女兒會》中再次感受到了土家族文化的無窮魅力，也感到了白公先生在描摹土家風情、傳達恩施地域文化風采方面的出色才情。衷心期待、也相信他會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武漢市作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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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公，本名吳柏松，土家族，1954年12月生，現供職于湖北省恩施市文體局。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曾在《中國作家》、《民族文學》、《長江文藝》、《延河》、《安徽文學》、《陽光》、《黃河文學》、《芳草》等多家文學期刊發表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多篇。多篇作品入選《白虎文叢》（湖北人民出版社）等文集。有長篇小說《人字》《我愛你》長篇報告文學《恩施模式》散文集《感動時代》《感知鄂西》等問世。其長篇新作《女兒會》于2011年11月由長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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