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東縣野三關鎮柳家山村五組廖家枰，矗立著一座巨大的石碑，碑座、碑身、碑頭合高丈余，碑身寬1米，厚20公分，石質為青石，石碑左右各有人形石乳一具，遠望似仙人對弈，近觀如衛士把守，栩栩如生。石碑主題銘文為： 

      “歲次甲辰八月辛丑廿十八日戊辰，竭節忠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仆射使、持印溱萬州諸軍事守，溱州萬州刺使兼御使大夫上柱國田行皋建。

       謹因社節親往，差人往百渡溪龍潭口，迎取此碑石，并石一石延，長一丈六尺，又于野郎村迎取石乳仙人一軀，并創修社翁一軀，同日迎送建立社堂內，永為春秋二祭，長乞護衛一方生靈，咸乞安泰，行皋伏愿子孫昌盛，爵祿日新，所求稱遂，更不繁文。”  

       上世紀80年代初，這一歷史文化遺址被有關部門發現后，結合相關史料記載，認定它為鄂西田姓三世祖.田行皋所修建的功德碑，并根據此碑的始修年代，確認恩施境內田姓家族在此地已定居生活達一千多年歷史，因此，該姓被劃分為土家族。田姓被確認為土家族，為恩施建州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與此同時，田行皋其人其事被收錄于《中國歷史名人大詞典》，柳家山石碑亦被載入1995年版《巴東縣志》。

       據史料記載，早在1200多年前的唐憲宗元和年間，西蜀劍南節度使劉辟圖謀割據川西，在今四川松潘、茂縣一帶發動兵變，與大唐王朝分庭抗禮，唐憲宗李純圣旨欽封陜西京兆府亨山縣（今西安市一帶）田紀為招討使，統兵十萬，西征討伐劉辟。劉辟之亂被平定后，田紀率部東下回籍，途經巴東玉米塘（舊時稱泊東鄉，今屬巴東縣野三關鎮管轄）馬刨水龍橋坪，落業于此。自此，田姓植根于鄂西地區，田紀為田姓家族落業始祖。

       田紀落業巴東后，生有二子，長子田桶，次子田枻。唐乾符時，田桶為巫夔防御使，龍紀時，田枻為都知兵馬使，赴其父田紀曾經平叛的四川松潘、茂縣為官，并于此定居。現今恩施、宜昌及湖南湘西和江西一帶的田姓為田桶后裔，而四川西北一帶的田姓則為田枻子孫。
  
       據《紫荊堂田氏族譜》記載，田桶生四子，分別為田應皋、田進皋、田行皋、田顯皋。田應皋移居宜昌，田進皋移居江西，田行皋世居巴東，田顯皋失考，一說回陜西原籍。五代后唐初年，田行皋中進土后入朝為官，授銀青光祿大夫，官至檢校尚書，溱州萬州刺使。田行皋是巴東歷史上第一個進士。野三關柳家山石碑為田行皋入朝為官后所修。

       另據相關史料記載，田行皋在五代末反叛朝廷，為趙匡胤建立北宋政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北宋開國后，受到趙宋帝王的重用，官拜兵部尚書，傳曾與寇準同朝為官，且關系甚篤，晚年亦曾遭奸臣誣陷而被貶。民間傳說稱，寇準被貶為道州司馬后，上任時途經野三關，與田行皋相聚數日。

       為了研究鄂西田姓來源及土家族發展史，筆者在巴東縣文化館退休干部柳太尉先生的指導下，多次赴柳家山深入實地對田行皋石碑進行考證，根據石碑銘文內容，結合相關文獻記載，認為此碑并非田行皋功德碑，而是五代時期田行皋為創修社壇所修的石碑。田行皋確有功德碑，修建于北床太宗年間，但與柳家山石碑屬此碑非彼碑的關系。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柳家山田行皋石碑，是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田行皋后裔田祥初、田祥光、田天朝等出資重修的碑志，原碑于清同治年間遭白蓮教所毀，所幸碑頭完好，重修的石碑所用碑頭仍為幸存舊制之物，面刻二龍戲珠，背鐫雙鳳朝陽，莊重異常。在重修的石碑上，除了照錄田行皋當年手撰銘文外，還刻有田祥初、田祥光等介紹發現古碑遺跡和重修經過以及重修意義等銘文。同時還刊刻了田氏家族公議而定的《田氏族規》。

       從田行皋手撰的碑文內容可以確定，柳家山石碑為社堂之物，供社節祭祀之用，社堂是古代人們每年春秋社節進行祭拜天地活動的場所，借以乞求天隨人愿，五谷豐登，天下太平。傳說鄂西地區的社節為田紀自陜西傳入，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色，至今，恩施境內仍有一些地方保留著過社的習俗。

       田行皋建碑柳家山的另外一個目的，筆者認為有可能是他為其祖父即田姓落業始祖田紀的墓葬之地而立的標記。關于田紀的葬地，一直為研究土家族發展史和土家族民俗的專家、學者苦苦尋覓。民間傳說稱，田紀于唐懿宗咸通年間病故于龍橋坪，葬于堰塘灣（今巴東縣野三關鎮玉米塘村），唐朝滅亡后，因田紀曾為唐朝重臣，且誅殺反唐節度使劉辟，五代十國時期即被列為罪人，雖死亦要被掘墳鞭尸。為防其尸骨遭遇不測，某夜，田紀子孫掏開墳墓，將田紀棺槨連同尸體秘密移葬于一個外人所不知的地方，使其躲過一場劫難。

       在1914年重修的柳家山石碑上，有前清文生、田行皋第二十五代孫田祥光撰寫的一段銘文印證了這個傳說：“……（田行皋）謹因社節親往，知一世祖瑩墓在焉，其不明言者，憶公之世代簪纓，鼎革屢變，未知修史者予奪如何，故以建立社壇為名，吁公之碑至今千有余載……”。如果把這段弄墨于古代漢語的文字，用現代漢語來表述，就是：“（田行皋）因社節去柳家山，知道一世祖田紀的瑩墓在這里，但不能對外公開的原因是，田紀及其祖輩世代為官，而眼下則是一個時局功蕩的年代，對他的是非功臣很難定論，因此，田行皋以建立社壇為名，號召、組織眾人立碑于此（以作標記），至今已有一千多年……”。

       如果上述推斷和理解能夠立足，那么在柳家山石碑后右側約兩米的地方，有一凸丘，周圍有砌石，雖堆砌雜亂，但顯屬人工所為，且有墓冢特征，想必就是田紀的墳墓。

       在柳家山田行皋石碑的背部，有田行皋第二十五代孫田祥書所撰的銘文，其中一段文字引起了我們的特別注意：“殘碑朝代模糊莫辨，惟存甲辰紀年，考公之建碑野湘河在宋太宗二年丙申，而此碑之建當在五代后唐明宗二年無疑，去今已九百九十一年矣……”

       田祥書所撰的上述銘文同時提供了兩個重要信息：一是柳家山田行皋石碑的始修年代；二是田行皋于宋太宗二年在野湘河亦建有石碑。

       關于柳家山田行皋石碑的始修年代，田祥書根據據殘碑的甲辰紀年，參考野湘河田行皋所建石碑所刻的“宋太宗二年丙申”，由此推算出石碑始修時間為后唐明宗二年。筆者在考證中，經仔細查對史書，后唐明宗二年即公元927年，干支紀年應為丁亥，并非甲辰，而與之前后最近的甲辰紀年惟五代后晉開運元年，即公元944年，前后相差17年。因此，按田行皋始修石碑時所刻的干支紀年來與史書比對，此碑始修時代應為五代后晉開運元年。對田祥書的推算之誤，筆者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于可供參考和查對的史書相對缺乏，完全依靠流行于民間的“遁甲法”去推算，因而出現些許誤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田祥書在其銘文中提及的田行皋“所建野湘河石碑”又是什么碑呢？它是否才是田行皋的功德碑？對這一問題，筆者與一些學界人士發生過爭論。對此，學界人士的態度是極其嚴謹的，他們認為必須有令人信服的證據支持這一事實。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和澄清歷史事實，我們一直留心和尋找著這方面的直接證據。一個偶然的機會，筆者從民間收集到的一本清光緒版《紫荊堂田氏族譜》，其中載有田行皋功德碑碑文，全文如下（標點為引者加注）：

       宋太宗二年歲在丙申八月壬午庚寅日，兵部尚書左仆射使、管內五重衙都揮指把載使、知印溱萬溪溶四川諸軍事都御使、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田行皋建。

       伏以：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君臣父子，義貫古今，亙古不易之綱紀也。故為國忘家正臣子之常經名節，救危拔亂者乃君子之大德。余觀野湘河山陡水濤，每當春夏之交，霪雨匯集石雷 翻湫，怒號澎湃波濤溢，于兩岸若江若河，羈阻往來士庶，隔截挽運糧草，經旬累月不能飛渡巨浸，以至躁率冒險，逞馮河之血氣，或腳渡而喪命，或氽軀以殞身，目擊耳聞之下，不勝心惻而膚痛。但行皋自治政以來，沉痼于煙霞山水，無尺寸微勞以報君國，疾心愧影，惶恐霏守。

       今蒙皇上洪恩，搜采故舊老臣論音，下賁復令行皋調督漢土諸路兵馬，撫轄溪洞苗隣，事繁任重，不敢以衷庸委謝。思家食有年，逆理背道，懷奸作慝者在上隱伏，且此道上接渝、萬、滇、黔，下聯峽、隆、樊、郢，乃國家之門戶，與巫夔相表里，咽喉重地，況行皋自幼學壯以來，誓愿奠安社稷，輯和人民，用是捐己之倉糧，不煩民間之草木，修建臥波一虹，以御非常之請，遂間鼎奸娼竊發，猖肆兇橫，馳檄熙攘之眾，免蹇裳病涉危苦，自此草木皆荷，恩津者歌于道，德惠者寧于家。而行皋忠君愛國之忱，懷抱蒼赤之念，庶可少抒萬一于今日也。至若盜名諛蔽，一人聰明，威輯萬族口舌，蹈趙垣公所為則衍之，自矢于寸心，無愧于屋漏，事竣成功，遂磨石勒碑而銘曰：

       愿君王萬歲！愿天下太平！愿子孫盛茂！愿五谷豐登！愿干戈永息！愿盜寇悉平！愿圣賢繼作！愿忠良代生！愿華夏安堵！愿萬物成寧！

       關于野湘河石碑的下落，《紫荊堂田氏族譜》稱：“殘碑斷碣沉埋于荒岸沙灘，可憑者只此一箋耳！”即石碑早已被損毀并沉埋于地下，碑文只有族譜的一紙相傳。

       綜上所述，筆者斗膽定論，野湘河石碑才是真正的田行皋功德碑，它與柳家山田行皋社壇石碑分屬兩個不同朝代和不同性質的碑志。

       關于野湘河的具體位置，筆者認為應該是現今恩施州巴東縣大支坪鎮與建始縣高坪鎮交界的野三河，“野湘河”經過人們一千多年的口傳，演變成今天的野三河是完全有可能的。與此同時，田行皋在其碑文中所描述的野湘河的自然環境與地理位置亦與野三河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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